记得大学时方金春跟我说我的文章个性鲜明，我不以为然地问：怎么说？金春手上拿着我投给年级刊物《原生林》的稿子，指着说：你看看，全篇最引人注目的是“我”字，出现的频率高，戈勾一笔特别用力，斜斜的一笔下来，整篇文章就看见这“我”字斜斜一笔，划！划！划！一划到底！
听他这么一说，我不禁仔细端详自己的稿子，真的，全篇就见那“我”字，特别戈勾一笔重重划下，只有斜划，没有勾，脚伸得特别长。那时我对自己的字体颇有自信，觉得比较大气。金春接着说，从你这“我”字，可见你比较自我，以自我为中心。
金春大概早就忘记这件事了，可我此后不时会想起，当然，频率也不算高，比如今天，我至少二三年没想过这事了，但当我写下这篇文章的题目，看着看着就冷不丁想起了金春的话，确实，题目只有八个字，可就有两个“我”字。
呵呵，我真的比较自我，大学的好多老师我都记得很清楚，但记得的基本是我在他们课上的表现。
我印象最深的老师好几位，因为好几位，就无所谓“最”之说了，我且一一道来。
这会儿首先想到的是林可夫老师，我们的写作老师。
他明确宣称大学中文系的写作课是基础写作，不以培养作家为目标，也培养不出作家。但他的写作课主张开放感官，放飞想象，针对我们的听觉、视觉、触觉以及通感等等一节课一节课作片断训练。
第一学期期末考试的作文要求我们想象自己是个盲人，描写到台江购物的经历。我写得特别吃力，觉得自己真是缺乏想象力。我现在还记得他上课时给我们画的示意图，“物——意——物”，说写作的过程是客观外物作用于我们的意识，意识又物化为文字。
记得他特别斯文的样子，其实可能因为生病的原因，用“文弱”更为准确。他头发不多，整整齐齐地梳着，记得他说从来不上理发店，他的头发都是他妻子理的。
还记得他说到他恋爱时很远就能听见女友的脚步声，记不得是否他为我们念过他当年写的诗，或者念的是徐志摩的诗，但我的记忆中关于他聆听女友脚步声的传说总是伴随着梧桐落叶的情景和叶子飘落的声音。
他的眼睛可能因为生病的影响有点大小眼。他很少笑，从没见他开怀大笑。我总想是否因为肺活量不够？据说当时他的肺已切除大部分，所以，他可能有时候不能上完一次课，那就要由助教林冠珍老师接着上。但实际上给我们上课时他都坚持上完二节完整的课。
大二下学期，有一天我们正在文科楼一楼上写作课，窗外传来热闹的口号声，有人在校内游行，林老师沉默良久，然后很平静地说：你们现在还很年轻，没有经历过动乱，但是，我跟你们说，不要乱，乱是没有用的，我们这一代人的美好时光就是在运动中浪费的。
这不是原话，但大概意思如此。记得的同学请帮忙订正准确。
我们宿舍有的同学把林可夫老师称为大林，林冠珍老师就是小林了。
林可夫老师的个性安宁淡泊，我总觉得原因在于他曾经的动乱岁月，和生病造成的体力不支。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林可夫老师是从五六十年代走来的那一代文人精英的典型。林冠珍老师则充分表现出年轻女教师的工作热情和细腻性格、对学生的关心和爱护。
她为我们上的课不多，只有那么几次课吧，大部分的时候，她是坐在第一排靠近前门的座位，认真地听林可夫老师讲课。但我们所有习作都是她批改的。她非常认真地批改我们的习作，有时还找学生去当面交谈。
她在习作中若发现同学的情绪或心理特别，需要关心，细心的她便会认真观察，找同学交谈，有时还请其他同学多给予关心帮助。而我的写作，也得到林冠珍老师很多的鼓励和肯定。
很多时候，学生的信心是老师培养起来的，只可惜一个人不能永远是学生。至今，对于“教书育人”的理解，我的定义非常直观，就是林冠珍老师工作的态度和方法。但今天的写作课我想是很难做到的了。
从前也不能实现小班上课，但90人的课堂，教授配着助教；当然，即使这样，助教的工作量也是非常大的，因为几乎每周都布置写作作业。
如今一百多人的大课，没有助教制度，（笔者注：近年都是小班上课，班级增加了，但是写作教师的人数似乎没有增加。）而且每一位老师还要承担艰巨的科研压力，不出研究成果可能连站讲台的资格都保不住。
李万钧老师的课自然也是我们印象深刻的。
我最早知道李老师是因为84级的老乡托我投选票，如今想来应该是投仓山区人大代表的选票，老乡有事外出，把写好李老师姓名的选票托付给我。我很天真地问她为什么那么认真，她说他们同学都很喜欢李老师的课，这是一位非常棒的老师，一定要投这一票。
李老师给我们上课应该是三年级，比较文学的选修课。当时大家对李老师的课都有点畏惧心理。他最欣赏77级，上课时总是说：77级，87级，差十年，但差得太多了。77级演讲、演话剧、篮球比赛，全都能卖门票。你们呢？你们能做什么？
我们坐在讲台下不敢吭声。然后，他就点一支烟，一边讲课。讲到高兴处，就随手一指：请你起来回答问题。要是同学的回答让他不满意，他就让他站着。
记得有一天晚上他跟我们讲爱伦坡的《黑猫》，请同学起来回答问题，请了好几位同学他都让他们站着，于是，他又准备唠叨了。我愤愤不平，不等他开口就举手要求回答，回答完还挑衅似地看着李老师。李老师慢条斯理地取出一支烟在讲台上轻轻敲着，柔声细语地叫我们坐下。
李老师凭着自己的学问，不需要太谦逊。我读博士时，几次在校门边碰到他，他都对我说，很遗憾，你要跟我读就好了！
这就是李老师性格的可爱，这里有因为底气的自信，但更重要的是单纯的心思，他并没有否定别人的意思，对于学术和带学生，李老师真是单纯透亮。他还希望我能做他给的选题：近现代学者的古典文学研究，比如胡适、郑振铎、闻一多等等。
这确实是非常好的课题，但我当时在导师的指导下已经选定题目并且开题了。我后来看到各大院校学位论文不少涉及这类选题。
李老师热爱教学，退休对于他来说是非常痛苦的事情，因为他不能上讲台了。他强烈要求让他继续上课，感谢我们的郑家建同学，他成为了文学院的领导，安排退休后的李老师继续上课。
我听说李老师上课前总是在家自己试讲，而且上课前是不吃饭的，说吃饭影响思想和激情。一位这么有名的老师，即使他经验非常丰富了，满腹经纶，可是，他对上课从来不掉以轻心，上课从来都是他最重视的事情，心无旁骛，这是李老师的课上得好的重要原因。
李老师的性格直言不讳。记得我刚参加工作时担任97级基地班的班导师，在班上组织读书活动，每周读一本书，偶尔请一些老师参加。
有一天讨论《水浒传》及其电视剧改编，省教育台来采访，我请李老师参加。李老师说：我对这电视剧改编不感兴趣，糟蹋名著！你也不要搞那么多什么活动，赶快写文章评职称，你再不快点，你看看，人家都上教授了！老师关心和鼓励学生的赤诚之心可感可掬。
可爱的李老师！我想也只有高校的环境能让李老师保持这样一贯的性格，也只有李老师这样性格的人能在高校葆有自己的学术热情和学术个性。
孙绍振老师大概是为我们学校争得最多荣誉的一位，几乎每次参加学术会议，总有同行问起孙老师。
孙老师给我们上的是“文学创作论”，我至今记得他上课的好多内容。比如他鼓励我们大胆写作，说他自己在“崛起”之前第一次写论文时，他的一位老师给他的文章批了八个字：“乱七八糟，才华横溢！”所以对于年轻人来说，才华是最重要的，怎么写没有关系，写得多就会写了。
他介绍某篇知青题材的小说，看不到希望的知青，骑着一辆破得只有铃铛不响的自行车，在山路颠簸，自行车哐哐作响，每个部件都在哭泣；后来，这位知青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破得快散架的自行车每个部件都在快乐歌唱。
他讲人物心理和情绪对感知环境的影响，说到小时候他猴子似的好动，夏天热得哇哇叫，他祖母就跟他说心静自然凉的道理。他说逆境可以成才，幽默豪爽口无禁忌。
还记得林可夫老师针对孙老师的逆境成才论，在他随后的写作课上驳斥说，逆境成才的概率极低，一般情况下，逆境扼杀人才。接着，林可夫老师布置我们写议论文《论“逆境成才说”》，教我们正面立论、反面驳论，或可正反两面取中间思维。
记得有一天孙老师请了好几位同学起来分析孟浩然的《春晓》，要求后面的同学不可以重复前面同学的观点。
第一位同学自然说的是《春晓》的本意，后来请的四五位同学，大家挖空心思编出《春晓》各种各样的深刻内涵。记得第五位是家建，他说这首诗表达的是作者对冬天的怀念。
坐在我身边的若江“咯”的一声笑出来。看着这么多同学站着，我觉得孙老师是在戏弄我们，于是，“腾”的一声站起来，说：“我来回答！”
我当时刚刚读了几本《情感与形式》之类的西方美学著作，便严正地告诉孙老师：一件艺术作品，虽然一旦作者完成创作，就成为一件独立的审美对象，接受者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创造它，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怎么再创造都不能过多超越于文本所提供的基础。《春晓》短短一首诗不可能有太多不同的理解。
说完倔强地高昂着头看着孙老师。孙老师显然被我的幼稚逗乐了，哈哈大笑着叫同学们坐下。
我参加工作后，偶尔听到孙老师说他当初给我的选修课打满分。我当然偷偷地高兴，人嘛谁没有虚荣心呢，能得到孙老师的肯定是很光荣的事情。但是其实我很清楚地记得孙老师打分都很高，不少同学都得了满分，这是孙老师的风格。
我想，这应该也是孙老师的境界，对学生很宽容，以鼓励为主。我至今还在努力学习孙老师这种风度，但我知道这实在是需要才气学问作为底蕴的。
颜纯钧老师的影视欣赏也是我们非常喜欢的课。
在清华楼三楼的电教室，颜老师给我们看了好多资料片，欧风美雨冲击着我们年轻的心灵。现在还清晰记得颜老师跟我们分析《上尉的女儿》的片头，那迎面而来的海风海浪。
还记得颜老师很动情地为我们介绍《悲情城市》，我看了一个多小时还看不懂，就偷偷地溜了，下楼正好碰到颜老师。我自认为自己是个好学生，也是老师比较钟爱的学生，居然也逃课，现在自己当老师了，想想颜老师当时应该有点伤心。
真是惭愧，这部片子我一直到前两年才稍稍看得懂，而且，还需要刘同学在旁边不时响起“画外音”。
在大学的老师中我最经常跟人说起的大概是郑星象老师。
郑星象老师给我们上古代汉语课，常让我们用自己的方言念一些古音，以此帮助我们理解和记忆。他可能是福州人，经常用福州话“翻译”古音，用福州话吟诵诗词，举了好多例子说明什么是入声字，并且教我们怎么判断已入四声的某个字是入声字，我至今记得他举的“箸”、“猪”等字。
他解说构字法非常入理，一经他解说，我们再也不会写错了，比如“既”和“即”的差异。他有时还会顺口作几句生活化的发挥，毕业后未从事古代汉语研究的我，至今记得的似乎多为这类生动语言，比如他说“鱼羊为鲜”，新鲜的鱼和羊肉一起烹煮，味道鲜美，是一道名菜。
为了帮助学生记住“魇”字的字形字义，他说，记住这个“秘诀”：狗肉很好吃，所以很满足。这个戏言在他的历届学生中流传甚广，大家每次说起都笑。
郑老师以全身心投入教学，不多的头发几乎全白了，一双眼睛却是炯炯有神，赤红的额头闪闪发光，牙齿掉了不少，我们总觉得是吟诵多了的原因。当时我们宿舍同学说，看郑老师就知道什么叫皓首穷经，因此能把枯燥的古代汉语讲得如此精彩生动。
郑老师的古汉语课有口皆碑，因此，记得大二那年期末，领导老师到宿舍楼与学生对话，问学生需要解决什么问题，我们提出的问题居然是请求给有学问而又敬业的郑老师评职称。年轻真好，什么话都敢跟老师说，把忧国忧民的国民希望都寄托在尊敬的老师身上。
想想大学时的我真是非同一般的幼稚。郑星象老师的课鼓励同学们上课发言，作为平时成绩。
我的座位在第一排正中间，就在老师讲台下面，每次老师一提问我就高高地举着手。老师看我举得多了，常想鼓励其他同学回答。我左右看看没人回答，便又抢着举手回答。后来老师不记平时成绩了。
大学毕业后突然有一天想起此事，大梦初醒般悟到，上大学大家都有点矜持了，不愿举手回答，只有我还一片“赤子之心”，还以为就只有自己能回答。真是举世皆醒独我沉醉啊。惊出一身汗！惭愧，跟同学们之间心智成熟的差距真的不止一两年。
古代汉语上完，林海权老师接着给我们上训诂学，选修的同学不多，好像是13人吧（我们年级总人数人），但照样开课。
林海权老师带着我们到古籍部上课，手把手教我们使用各种各样的工具书。他选了一部古籍复印，一条一条分给我们，让我们试着注释和翻译。
我特别要说到教我们现代汉语语音课的老师。
他教我们汉语拼音，按照座号顺序挨个检查和辅导，一个一个同学过关。我和海娟是第一张课桌，印象中他在我们那张课桌前站立的时间非常多。ong的音我怎么都发不对，他弯着腰一遍又一遍地示范口型和发音部位。
海娟的莆田方言影响较为明显，林老师一个音一个音教她纠正。老师还布置任务让海娟念给我听，我把海娟很困难的音圈出来，老师再一个一个音教她。当然，ong这个音则是海娟教我。
当时我们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招生基本面向福建本省，所以，大部分同学的普通话问题都很多，上课正音和示范的时候，老师在每张课桌前停留的时间都很长，老师尽可能照顾到所有同学。
大学教学很容易展示老师的个性，我们的语音老师不是那种很活泼的老师，但上课条理清晰，认真负责，我自己工作后体会林老师的教学，我认为是非常不错的，语音课，特别是针对福建这样方言区的学生，非常需要正音和发音方法的教学，老师这样有板有眼的教学是很有效的。
但那个年龄的我们激情冲动，喜欢活泼有趣的教学方式。那个学期正好中文系尝试让同学们选老师，记得有一天我们班45人的课堂只剩下寥寥几人，学习委员林辉之外，只有我和海娟等几位同学。老师一如既往地先写好板书，工工整整，当他回过头来看着教室时，我感觉他脸色愣了一下，但接着仍然平静地上课。
我不赞成大学教学摆擂台，我认为大学教师因为个性不同，上课自然各有特点。我不知道老师是否还记得我是他的学生，如今我和一个年轻教师与老师一起三人合用一个信箱，但他的信不多，我也很少见到林老师，他退休后很少到文学院来。
其实偶尔几次见到老师时，我都想跟他说，他的教学是有成效的，像我和海娟都在他的课上得到很大进步。但是，远远看见老师沉稳的神态，我就不敢吭气了。我想是我多虑了，老师自有他大海般宁静而宽广的胸怀。
大学时我课外交往最多的是阙国虬老师。
阙老师住在22号楼三楼那间正对楼梯口的大房间，每次到他那都是阳光灿烂、欢声笑语满屋子，他那儿总是很多同学，有些毕业了的男同学在他那喝茶、抽烟，有时候也喝点小酒。阙老师于我却有启蒙老师的意义。他不仅要求我钻图书馆大量阅读20世纪早期那些报刊杂志，培养我从文献目录入手做学问，而且教我为人处事的很多道理。大学的我走的纯粹是“白专”路线，只会读书写文章，人情世故的修养却非常欠缺。
阙老师是唯一一位不止一次批评我的老师。记得保送研究生考试时阙老师正好出差，确定保送后我去阙老师那，还义正词严地认为保送非我莫属。阙老师说：你们年级优秀的同学很多，要保送，你也未必是最好的人选。
那时的我对自己的学习成绩非常自信。阙老师说：我遇到很多非常有学问的大家，越有学问的人越谦和，这是一种修养。阙老师的好多教诲我至今常常想起，有些道理需要我好多年时间慢慢体会。祝福阙老师！
大学还有好多好多老师，正是他们多才多思、认真负责的教育构成我大学生活枝干挺拔的主旋律，浓墨重彩，是我人生道路上最绚丽的篇章。感谢老师！
年5月19日写于福州，时当大学毕业二十周年，年级决定编印毕业纪念文集《荡漾的时光》，依同学命题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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