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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戴海斌记与荣华老师文字交的几个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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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张荣华老师没有一面之缘。我是通过读他的书和文,走近他的。读研究生的时候,《康有为全集》十二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年)出齐,是近代史学界的一件盛事,“张荣华”与姜义华先生共同署名“编校”,我才注意到复旦有这一位老师。约在同时,还在复旦历史系读书的张仲民兄来北大开会(某一届“两岸四地历史学研究生论文发表会”?),此前我们在网上论坛“近代中国”相识,这也是第一次线下见面,他聊起本校本系的老师们,如数家珍,专门提到“张荣华学问很好”,但“基本不出来”、“非常之低调”。这也给我一个特别的印象。此后陆续读到一些荣华老师的文章,又专门去找以前发表的文章,发现真的“不多”,而且几乎都(只?)发表在《复旦学报》上,此外便很少有关于他的学术信息,“低调”一说,不虚传矣。有几篇文章如《严复的“运会”说与文化观》()、《“函夏考文苑”考略》()、《振华公司内讧与康、梁分歧》()、《康有为对戊戌变法的一项否思》()、《章太炎与章学诚》(),我很喜欢,反复读过几遍,这些文章处理的人物都是讲近代历史绝绕不过去的巨型精英,讨论问题则生面别开,既能谈玄,也能考实,总归引人入胜。当时读书随性,未必有何“真赏”,能品出多少“妙味”,只是隐隐感觉这位低调的老师一般不出手,出手不一般。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年一次,我在一本偏僻的资料书中偶然读到荣华老师一篇很不起眼、也不长的文章,即《钱玄同的名、字、号》(见《近代史资料》总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当时大受震撼,用俗词形容,大有骇其浩博、舌挢不下的意思。钱玄同是“文人狡狯”的近代典型,一生不同时期择取的名、字、号纷繁复杂,“数目之多,并世似无出其右者”,但各种有关钱氏的年谱、传记、研究著作多是避而不谈,或语焉不详。这篇文章则迎难而上,全盘梳理了钱玄同一生取用过的名、字、号近五十个,不仅考察其取名、改字、择号的变化节律,清晰概括为四个阶段,而且追索这些名、字、号的内在涵义,为后人理解钱氏思想、学说、人生观念变化轨迹开启了一扇窗口。这一工作,实际建立在对钱玄同日记手稿影印本(当时《钱玄同日记》点校版本尚未出)以及其他书信资料的通读基础上,大匠运斤,举重若轻,非大手笔不能办。因为自己的研究需要,我又拜读利用荣华老师编校的《康有为来往书信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年),对他的文献史料功夫有了更深一层体会。这册超过九百页的大书,照录康有为往来通函九百一十八通,按其“编校说明”,“因豫《康有为全集》编校之际,留意集腋拾遗,比年搜剔裒聚,整理排比,都为一集”,可知经过长期的准备,难得的是,整理与研究结合一体,凡文本比勘、系年考订、专名笺释,语境廓清,书中正面处理的大小问题无数,而多能推究情实,断之以据,给予读者莫大便利,证明“本集编次非仅搜剔掇拾,而集识辨、考证、校勘于一体,用力于史源之澄清”绝不是一句空话。(当然,不是说荣华老师的整理工作是不可议的,后来也有论文指出集中若干“编注疏失”,见王晓东《〈康有为与黄节〉当为〈康有为与于式枚〉考》[《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学报》年第1期],但该书之于康有为研究史料的集大成意义,是不必讳的。)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往来书信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年年后,荣华老师开始在《上海书评》(最初为《东方早报》副刊)上发表史学评论文章,借了这一方新天地,我又领略了他学术个性中犀利爽快的另一面。《梁谱长编整理的退步之作》()、《康有为为何在美洲变身党魁》()、《“引狼入室”还是古典新绎?》()诸篇,皆读之神旺,为感快意者累日。虽然写作数量还是不多,但偶一出手,便自惊艳。邹振环老师说,“他撰写的那些见诸报端的书评,用词尖锐锋利,从无大而化之的评论,给我们这个时代保留了什么是写书评的另一种标准”。(《斯文荣华》)荣华老师强调史学研究是需要耗费“大力量”的“大工作”(胡适语),非通过一番“博综广采、索隐疏证”的艰辛劳作,很难真正见功,而“在缺乏前提准备工作的情况下,似不应率尔灾及梨枣”。我觉得,从此一学术理念出发,我们所见到的荣华老师文字事业的两面,无论沉潜内敛、深水静流的文献钩沉,还是霹雳雷霆、锋芒外露的史学批评,其实是逻辑自洽,合二为一的。年春季学期,我进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工作,与荣华老师成为同事,遗憾的是,始终缘铿一面。此前我刷“豆瓣”,在“荣华哥同好会”小组看到过学生整理的“中国近代学术史”第一讲、第二讲“课堂笔记”(),这是他给历史系本科生开设的课程,“一直旁征博引,一直言辞优美”,有很吸引人的地方。我到复旦第一学期,查到荣华老师正好开“中国近代学术史”课,一下动了旁听的念头。开学第一课兴冲冲跑去教室,等到的却是空荡荡的讲台。后来我从荣华老师的学生处了解到,他病了,而且似乎很严重,已经入院了。我当时想,等荣华老师病好了,还有见面机会。但没想到,荣华老师一病后,没有再回学校,而且不久后即办理退休了。“豆瓣”网站“荣华哥同好会”小组年4月,我在《上海书评》((此时已转为“澎湃新闻”的线上栏目))上读到荣华老师的书评新作《“引狼入室”还是古典新绎?》,所评者是一部新出版的关于晚清戊戌政变原因新探的著作。我也刚好读过,且有一些感想。荣华老师书评仍旧是锋利鲜明的风格,剖决曲直,痛击要害,毫不假借,而且从贯通的视角出发,用其熟稔的“古典”资源来考察和检讨近代人的思想行为逻辑,可称匠心独运,书评指出“书名也颇惊心动目,然而内容远不足称新探,且处处强作解人,以臆测代言‘失落的真相’”,颇道出吾辈心所欲言而不能言者。我读后即刻转发,并发了一条朋友圈:“真鞭辟入里。碰巧也读了此书,而且起了冲动,打了几天腹稿,如今可以不作矣。”(年4月11日)同时,不禁旧念泛起,想向荣华老师请益的冲突越发强烈了。当天,想办法找到了他的电子信箱,心意忐忑地发了一封信:荣华老师:您好!冒昧去信。我是戴海斌,自到复旦历史系工作后,因为自己疏懒,再加各种不巧,一直没有机会向您请益,实有愧。此前一直拜读您的著、编各作,深得教益。近在澎湃上读到您对《引狼入室》的书评,真鞭辟入里(此书我也刚好读过,也有很多同感),所指示“古典新绎”之说,给我很大启发。我去年出一小书《晚清人物丛考》,一直想呈赐正,或请您掷下一方便接收的地址和电话,以便寄呈,可否。请原谅我的冒昧。疫中,敬祈珍摄,祝一切安好。也盼望今后能向您多多请教。戴海斌上(年4月11日)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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