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摄制：桑亚君、王宏飞
记者：韩老您好，去年您的《我读红楼梦》出版，您对《红楼梦》中的人物进行了独特的解读，发现了很多我们未曾注意的小细节。在阅读《红楼梦》时，是不是不同年龄段阅读会得出不同的理解？您在近90岁的年纪又重新读，并写成书，这个过程，您是不是有不断的发现和突破？
韩羽：我小时候从邻居家抄得一本《红楼梦》，胡乱翻，翻来翻去，只觉得包勇捉贼还有点意思，但比不上说书人讲说的“呼延庆打擂”更过瘾。
是听人讲的，有个青年学徒看《红楼梦》，看得整天价无精打采，长吁短叹，掌柜的训斥说：“你这哪还像个学徒的？你还像在这儿干不？”学徒的说：“打从林黛玉死了那天起，我就不想干了。”看得走火入魔了。
老年人读了《红楼梦》会说，书中人最幸福的应算傻大姐。
这就是不同年龄段，阅读的不同情状。其实不只不同年龄段，就是相同年龄段的也会有不同的情状，鲁迅就曾说过“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记者：上世纪80年代您就画过多幅《红楼梦》人物画，《我读红楼梦》的书里也收录了您20幅《红楼梦》人物作品，看您的画和都您的文章互为补充，经常是看完一篇文章再看看画，看完画再去看文章，似乎总能看出点新东西。您写《红楼梦》别具一格，您画《红楼梦》独树一帜，在您的画家和作家双重身份里，这两种创作是不是能相通？或者互文？
韩羽：文画相通，而又相异，如若只见其“相通”，不见其“相异”，在实践中，就会碰壁。我为此吃过苦头，也从而吸取教训，这教训就是：每当拿起画笔，就要牢牢记着绘画是视觉艺术，画中的物象都是可视的具象，然而它却又受制于时间、空间的局限。这就需要想方设法去突破这局限。拿起文笔，就要牢牢记住，语言不受时间、空间的局限，然而它却是抽象的，这就需要将这“抽象”想方设法转化为“具象”。文和画恰好相反，文靠的是“比喻”，画靠的是“夸张”，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搅混不清，就会拿着枪当刀使，拿着刀当枪使了。
记者：您以前说过美术创作有三个要点，技法、学问、生活。而想象力是把这三者粘合在一起的胶水，想象力在绘画创作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您能谈谈怎么才能激发想象力吗？
韩羽：想象力是什么？
想象力是从具象到抽象，从抽象到具象的快速穿越。
想象力是从不相同的事物中看到“异”，从相异的事物中看到“同”的本领。
想象力是就已有的事物，生发出从来没有的或可能会有的事物。
想象力上主动的创造性的思维活动，言人之所未言，想人之所未想。
想象力，换成古人的说法是“闻一知十”“举一反三”。
这种思维能力，是从娘胎里带来的，还是后天学而知之的，恐怕谁也说不清楚，更遑论“怎样做才能激发想象力”了。如若我知道点儿能激发出“想象力”的秘诀，我也早就能写出《红楼梦》或别的什么梦了。
记者：您前年出过一本《我读齐白石》，书里有篇文章是《‘背’上着笔》，读后一直印象深刻，除了齐白石，世界上有多幅名画都画背影，您的红楼人物系列画里，也有好多这样的背影，几幅黛玉、香菱、袭人的人物画，背影令我们印象深刻，这样的艺术手法，真是高明啊！您能给我们谈谈吗？
韩羽：后背也好，前胸也好，都可能价值千金，也都可能一钱不值，取决于艺术手法的处理是否得当。
记者：在您的画作中，大家看到了一颗童心，您还特别会“玩”，特别有趣，您曾在《我读齐白石》一书里谈过“画画儿就是‘玩’，是尽情尽性的‘玩’，是充满了愿望与想象的‘玩’”，“苏东坡赞柳宗元诗的一句话：反常合道。”反常往往更切中肯，更接近事物的本质，这也是您艺术、文学创作的真谛吧？
韩羽：更完整的说法是：艺术是玩，但要玩之以恭。（记者侯艳宁、赵荣昊、王润泽）
“红学家里混进了个画儿匠”
韩羽/文
小时手捧《红楼梦》，就像捧着高粱面黑窝窝头，嚼来嚼去，咽不下去。这很正常，小孩子怎能看得懂呢，年复一年，终于有一年，开始咂摸出点滋味来了。记得那时在文工团，从北京分配来了几个大学毕业生，有个女毕业生，瞅见我衣服口袋里装着一本《红楼梦》，立即狠狠盯了我一眼，这意思我也立即明白了，在她眼里的《红楼梦》也就是“*”楼梦。
年《文史哲》发表了李希凡、蓝翎《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引起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批评。红学界、文学艺术界、教育界，以及与文化沾边或不沾边的界，人人争说《红楼梦》，《红楼梦》红遍全国。
仍记得我们文化局的一位老局长，在台上作报告，引述黛玉小姐的一句话：“每日家情，思睡昏昏。”我可占了大便宜了，没花一分钱，白得了一大摞书。诸如《红楼梦研究资料集刊》《红楼梦辨》《红楼梦资料选辑》《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红楼梦问题讨论集》……我像老牛吃草，把它们全给囫囵吞枣了。牛是反刍动物，我也像牛一样“倒嚼”，多年来总将它们嚼来嚼去，说来也怪，嚼来嚼去的结果，过去看着本是红的，现在怎么看怎么像是紫的了。我的这本《我读红楼梦》就是这么“倒嚼”出来的。
再说说我画《红楼梦》人物，打从参加工作那天起，就和漫画打交道，把报刊上的漫画印刷品，放大复制到街头巷尾的墙壁上（即涂刷大标语，被调侃为“泥墙工”的），后来调到报社做漫画编辑，名正言顺：欲想成为好编辑，必须是个好作者。顺理成章：由漫画编辑成了漫画家。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改弦易辙，到了一个工艺美术学校当教师，课余，闲暇无聊，重为“冯妇”，又拾起画笔。八成是这时的《红楼梦》之于我，也如顾恺之吃甘蔗，渐入佳境了。忽然邪了门儿，本是画惯了丑人丑事的我，一心想画美女美男了。第一个描画对象就是林黛玉，当拿起画笔一较真儿，才发现，被人们一画再画的“黛玉葬花”，就画理讲，实是不适于入画。正如刘勰说的那句话：“才非短长，理自难易耳。”只好割爱，让林黛玉不去再“葬花”，而是“葬诗*”了。
这幅画引起了红学家冯其庸的兴趣（冯其庸当时是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组组长），他来信说，他从朋友处看到了《冷月葬诗*》，和我商量，打算借调我给他们正在核定中的《红楼梦》一书画插图。正中下怀，经双方单位协商结果，我成了红楼梦组的借调人员，红学家群里混进了个画儿匠。
红楼梦组的办公地点，是恭王府里的天香庭院，据说是《红楼梦》书中的贾母的起居处，按图索骥，姑妄言之，姑妄信之。夜晚闲步，月满中庭，恍恍然不知今夕何夕，而是“梦”中了。天香庭院后面，一列楼房，名为九十九间半，是文学艺术研究院各部门的办公处，友人华夏、毕可官也在那楼上，闲暇时，常去他们那儿喝茶聊天，开窗北望，就是恭王府花园。红学家周汝昌考证，说曹雪芹写大观园就是以这个园子为蓝本。我则宁愿信其有，不愿信其无。近水楼台之便，没少买通守门人，混进来过过“梦”中瘾（那时，此园不对外开放）。话说远了，且说那插图，借调两年，画插图十八幅。对王熙凤辍笔兴叹，付之阙如。出版方的某出版社发话了，说是插图作者应由出版社拍板确定，作为作者方的单位这么做，似是越俎代庖了。我一听这话，立即打道回府，拜拜了。
也是在那时，常常走访艺坛师友，老前辈钟惦棐边翻《红楼梦》人物草图边说：“你画《聊斋志异》插图最合适了，不要再画红胡子大花脸了，再画就和你绝交。”漫画大师华君武说：“只在笔墨上做功夫，是没有出路的，应继续画你的漫画。”这话确是至理，仅仅是玩笔墨，大笔一挥，固然淋漓痛快，然而这并非是绘画的全部。而漫画虽被有些人看作末技，上不了档次。可是它所具有的“幽默”，往往是作者“为了逗人一笑，自己憋得想哭”，这表明漫画的构思，最能锻炼人的创造性的思维活动，且看绘画大师齐白石，他的《他日相呼》《不倒翁》《小鱼都来》等画幅，哪一幅的物象中，不都饱含着创造性的思维所闪射出的智慧的火花——幽默？还是这“幽默”起的重要作用，才使他的这些作品成了经典。
米谷前辈，瘫痪在床，口不能言，比比画画，使我明白了是在问我《红楼梦》画得怎样了。大诗人艾青，“老僧只说家常”，边翻着《红楼梦》人物草图边指着我自制的画筒说：“你应该再往上画点图案。”我说：“是的，回去就画。”他又说：“这筒子画上图案，背着它走在街上，更像个唱道情的了。”请王朝闻老前辈看草图，是在沙滩的一座办公楼里，刚刚下了班，无人打扰。我早已读过不少他写的有关《红楼梦》的文章。没想到我的几幅《红楼梦》草图，触发了他的谈兴。如问我对这次谈话的感想，我可以说，更早些年在天津美协的小会议室里就听过他的讲话，他是在讲台上讲，我们是在台下听，那一次是吃的“大锅饭”，这一次是为我开了个“小灶”，何其幸哉！再说点不算题外的题外话。李希凡、蓝翎那时是山东大学刚刚毕业分配工作的大学生，仍系青年。缘于此，当时对他们的称呼是“两个小人物”。别看有个“小”字，分量却不小，大得很。《红楼梦》之所以人人争说，就是这“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后来“小人物”之一蓝翎，由于某种机缘，我们相识了，大哥二哥麻子哥了。有一天在一起喝酒，我说：“和你还不相识时，就曾沾过你的光。”他一怔，我说：“毛主席不是说过你和李希凡是‘两个小人物’的么。”就是这句话，推动起全国各行各业要重视、培养新生力量。于是普降甘霖于所有小人物的身上，而我由此成为全河北省美术工作者中第一个被批准为全国美术家协会的会员。这本与《红楼梦》毫不相干的事，不是也沾上边儿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