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讲台
陈 燕
北京老知青
-年，王兴鼐老师教我们高三一班物理课。他总是笑眯眯的，语速平缓，话声不大，没有架子。每当上新课，他总是先让学生在课上花7-8分钟阅读课文，然后提问：“课文里讲的是什么？”最后他再针对学生理解不够准确、不深刻的地方重点讲解。当时，我还不理解这种看似枯燥的教学方法，好在我是极喜欢物理也听话的学生。
有一次，王兴鼐老师在新的电化教室做观摩教学，有50多位外校老师旁听，把教室挤得满满的。课前，王老师已经让我们自己到物理实验室探究了测量电阻大小的各种方法。课上，同学们纷纷讲了自己的方案。最后我也举手提出一种方案。王老师当时没听明白，我就说：“我到前面，把电路图画到黑板上吧？”他同意了。在下一次物理课上，王兴鼐老师高兴地说：“外校老师表扬我们学校的学生上课真够大胆的，自己要求到前面画电路图。”
那时丰盛学校在教改，提倡学生生动、活泼、主动地学习，王兴鼐老师润物细无声地培养我们的自学能力，鼓励我们在探索知识的道路上，要有大胆、主动的精神，使我在后来的人生中获益匪浅。
▼年8月作者（右二）在内蒙牧区插队
年8月，我插队来到内蒙古一个游牧地区，99%的牧民只会讲蒙话。我每天放羊，非常渴望看到专业书，渴望身边有老师。开始，牧民教我们一些蒙文的生活用语，如喝茶，吃饭，骑马等等。后来从内蒙古大学蒙文系来了两个大学生插队锻炼，带来一本蒙文语法书。我辗转借到这本书，用很短的时间阅读，研究了蒙文的字母，发音，单词，语法。
插队2个月后，公社小学校长见到我，把我领到他的办公室，拿出一本蒙文语文课本让我读。我随着他一页一页地翻着课本，流利地读出每页课文的内容。那时我在大队，并不认识公社小学校长。事后我想可能那时我的蒙语已在公社闻名了。校长考完我以后说：“你够小学三年级水平了。”蒙语很像俄语，是一种拼音文字且只读字母音，这就意味着我可以读报纸了，但每个单词我不一定懂。没有字典，白天放羊时，我就拿着发给我的蒙文、汉文两本毛主席语录，对照当字典，自学了不少蒙文单词。有时没有汉文报纸，我就看蒙文的“内蒙古日报”，了解外面的世界。
学蒙语还为我解过一次大难。年，当地公社、大队少数干部搞派性斗争，我们大队在中蒙边境，我那时是大队武装民兵班长，自然成为他们企图拉拢的对象。恰逢那时我父亲因一桩假案件去了宁夏干校。于是，因为我不与那些干部为伍，不仅被撤掉武装民兵，还面临被开除团籍的危险。整团活动中要求每个知青团员在大队全体群众大会上发言，谈家庭出身及自己的思想让老乡评议。老乡中没有团员，其他知青团员一一用汉语发言，由一名略懂汉语的东北蒙族牧民做翻译，这位翻译是个很好的人。当时我想，有些*治词汇他可能不会，不让他翻译，还可以让他在某些事情上避嫌。我就对老乡说：“我自己用蒙语发言吧！”老乡们都愣了，全都安静下来听我说，不时还为我用词生僻或太正统而发出善意的笑声。
整团结束后，我的团籍没问题了，大队干部安排我和一名蒙族牧民在大队部办小学，进行蒙汉双语教学。年，插队40年后我与大队知青返回内蒙，与老乡见面时，听过我当年用蒙语发言的蒙族大队长用汉话对大家说：“咱们大队的知青是有觉悟、有水平的。当年陈燕的蒙语那是最地道的。”那次蒙语发言帮我度过一关，当然，这里还有一些公社、大队干部对我的保护。那年冬天，公社主任和一位干部骑着骆驼到大队找我、安慰我，告诉我外调材料的内容，并嘱咐我一定要搞清楚这些问题，否则，我不能上大学，哪儿也去不了。这位主任调回阿巴嘎旗任旗委书记之后，下一届公社主任也向我承诺，一定帮我向我父亲所在的XX部发外调函搞清问题。年底，我的家庭问题清楚了，我被北京市教育局调回，到石景山区当了中学物理教师。我是我们家在外地工作的5人中第一个回北京的，我非常感激朴实的蒙古族干部和老乡。
▼年到内蒙古牧区插队的知青合影，其中有丰盛学校邓育平、张利利等（摄影：人民日报记者）。
年恢复高考，这是我期盼了10年的事情。现在，我们知道那届全国考生有万，录取了27万，录取率只有4.8%，大约20个考生里只有一个人能上大学。我所在的石景山区某中学，当年有近名学生，其中参加高考的有多名，无一人考上。我那时正在教高中物理，每天骑自行车2小时，往返于西城区*协礼堂附近的家和石景山区的学校之间。每天早晨6点半蹬自行车去学校，晚上下班骑车6点多回到家，除了晚饭后8点到11点我可以坐下来看数理化课本，骑车的这两小时就是我回忆复习内容的时间。
高考前一天，我们学校的一位长我一岁的女老师冯桂珍主动让我住在她的宿舍里，因为学校离考场近一些。她自己花钱买了鱼，精心为我做晚饭和准备早餐。我和我的学生走进石景山区的同一考场参加的高考。那时我们老三届高中生已近30岁，许多同学由于生活困难、地区*策、家庭问题等没能上大学。虽然我没时间复习功课，也考了多分，其中数学得了99分，4份试卷共分，我的成绩已在当年北大清华入学平均分之上。我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4年的师范大学生活。我写这些事情，希望今天的孩子们知道三十年前我们的过去，更加珍惜他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刚上大学时，同学们的英语水平参差不齐，理化生三个系通过考试，分成甲、乙、丙、丁四个英语班。我在甲班，虽然教材最难，学英语仍感觉很轻松。因为在丰盛学校，我从初一就开始学英语。杨玉泉老师教我们高三英语时，指导我们读了许多课外的英文小故事，还教我们唱国际歌等英文歌曲，大大增加了我的语感和词汇，也培养了我学习英语的兴趣。裴毓荪副校长还请来一位英国人，在课堂上与我们对话，让我们听到了正统的伦敦音。丰盛学校的领导和老师的教学给我们打下了很好的英语基础，所以上大学时，我找来哥哥的英文物理文选，在课余时间自己读，效果非常好。我的英语老师不知道我在读这些书，也许他看到我这个物理系的学生英语成绩竟然比较突出，就推荐我留在大学教科技英语。后来由于某些原因，我没能留在大学教书。
年2月，我大学毕业了。这时，社会上对老三届上大学的学业成绩已刮目相看。我们拼命用知识充实自己，努力把十年动乱耽误的学习补回来。毕业时，我被当时的北京市重点中学、北京八中校长挑去任物理教师，但是我一直没有间断英语的学习。爸爸每天下班都带回英文的中国日报，他看完了我看。一个朋友在北京太阳能研究所资料室工作，他能见到英文的国外新技术资料。我替他翻译了两篇，寄去后他回信说，没想到你第一次翻译就这么专业、地道。我曾把这封信给物理组一位老师看过，他就是后来向八中领导推荐我参加联合国会议的人。
年9月，学校领导问我，敢不敢一个人代表中国赴印度新德里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会议，即亚太地区青少年科技活动研讨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会要求参会代表是一位会英语的理科工作者。学校领导说我若去的话，还要通过北京市教育局外事办公室的英语考试。我自信地说：“试一试吧。”结果英语面试顺利地通过，我临行前的准备工作也就开始了。
▼年10月25日，作者（左一）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青少年科技研讨会上。
会议在10月15日召开，为期10天。赴会之前我又收到从印度发来的信，要求每位代表准备一份发言稿，打印20份，介绍本国情况，并要求提前一天到会。参加会议的有：印度、泰国、菲律宾、斯里兰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日本、澳大利亚、韩国、越南、尼泊尔、孟加拉国和中国，共计13个国家的代表，还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的官员参加。我十分认真地完成了会议前期的准备工作，并且由于我在这次国际会议召开之前对他国代表不卑不亢、谦和有礼的态度，用英语跟各国代表交流得还算不错，我被选为大会的副主席。
那时，一个中学是没有外事办公室的。八中一位老师对我说，我真没想到你在这么短的时间干了那么多的事情，你真为咱们学校女老师争气。记得为了那次的活动，八中的一些老师热情地帮助了我。当时北京已是秋天，买不到夏季服装，而印度仍是酷暑难耐，一位女老师就亲自帮我做连衣裙。第二天我就要乘飞机去印度了，另一位女老师帮我去她丈夫所在工厂复印了20份发言稿等等，我至今记忆犹新，从心里感谢他们。
▼.10.15-10.26 作者（右一）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青少年科技活动研讨会上。
一位丰盛学校的同学曾跟我说过，咱们多年学的英语可不能随便丢掉啊。是的，我终于在当中学物理教师期间用了一把自己的英语。在新德里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对我说：“你大概是中国第一位到联合国开会的中学教师。”
回顾成长之路，我由衷地感谢丰盛学校的领导和教过我的每一位老师，除上面提到的老师外，还有陈秀云、刘国玮、王名学、梁靖云、赵素华、韩山、焦树林、林淑琴、李振纯、陈燕娇……，至今我还记得有关他们与我的许多故事。他们非常敬业，热爱学生，教我如何学习，教我在困难时要独立思考、要自信。我谨以此文报答难忘的老师们。
作者：陈燕，北京丰盛学校高66届毕业生。年到内蒙古插队，年回京在石景山区当中学教师。年12月参加十年动乱后的第一次高考，进入北京师范学院分院物理系学习。
来源：一壁残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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