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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青年学者安超今年7月出版了一本新书，书名是《拉扯大的孩子：民间养育学的文化家谱》。这是她的博士论文，研究对象是她自己的家族。几年前，她回到故乡，访谈了她的同辈、父辈以及祖辈，并在论文中呈现了整个家族百年间的养育史。
我们的谈话是因这本书而起的，但又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书的议题本身。在北师大对面的咖啡馆里，安超用近6个小时的时间向我讲述了一个80后乡村女孩长大成人的故事。她的讲述像她的书一样，既有敏锐的个人感受，也有社会学的凝视和超越。
三十余年里，她从出生并成长的山东，走向武汉、北京，通过读书实现了阶层跃迁，但传统习俗和劳动阶层的家人常常将她「拉回」，因此安超自称「两种文化、两种阶层之间的摆渡者和穿梭者」。摆渡和穿梭中，安超经历了种种痛苦。居无定所的漂泊，寄人篱下的孤独感，进入城市时的拮据和窘迫……六年前，安超回到老家生育，从产房出来，遭遇了传统里很多难以撼动的厌女习俗。
博士论文的主题也正是那一刻定下的，她开始重新思考性别问题，思考拉扯孩子到底是件什么事情，以及她曾经身处的乡村世界到底意味着什么。她用行动开始了「回望」，原本似乎更像是某种情感宣泄，没想到慢慢变成了更广阔意义上的和解。这位曾经在乡村世界里疯跑的「野丫头」，在研究中开始超越自己的痛苦，看到了别人的痛苦，以及痛苦背后的结构性压迫；同时，她也更加清晰地看到了劳动阶层文化中珍贵的部分。正是那些来自旷野的力量，给了她「对世界自由探索的勇气和愿望」。
以下是安超的讲述——
文｜王双兴
编辑｜沈时
图｜受访者提供（除特殊标注外）
流动
我的童年是在流动中度过的。
上世纪90年代，全国掀起了下海潮。在这波时代浪潮中，我的妈妈是小镇里为数不多的从单位停薪留职下海经商的女性。所谓「经商」，就是在县城的商贸一条街「不夜城」摆摊卖衣服。作为第一批向「城市」流动的家庭，妈妈的摊位是流动的，我的幼儿园是流动的，整个家也是流动的。
我儿时上的是育红班，不是正规学前班，也没有什么正规幼儿园，就是退休老师自己开的，老师既当老板又当老师，收了10多个父母没空管教的娃娃，教一些简单的东西，多数时间就是玩儿。教室在私人的出租屋里，因为租期什么的，经常要搬家，那一年，我们大概换了三次教室，像打游击一样，小朋友自己顶着自己的小桌子，排着队就搬了。
和育红班一样，妈妈的摊位也始终在流动，作为城市流动人口子女，我的学习环境就跟着妈妈一起流动。最初是在摊位旁边的角落，我搬着小凳子坐在衣服堆旁边写作业；渐渐地，妈妈攒钱租到了门面，店里的楼梯间被改造成了试衣间，边上那个逼仄的一角属于我；后来妈妈终于买下了一个门面，我藏缩的角落也越来越好，变成了入口处的收银台底下，明亮宽敞了不少。
平时，妈妈摆摊，我学习，她总是赶着我去写作业，语气很生硬：「你别伸手帮倒忙，做好你自己的作业就行！」我就在角落里缩着，有种待在「市井中的孤岛」的感觉，看她和三教九流打交道：遇到老主顾，就多聊几句；遇到难缠或者找麻烦的主顾，就小心翼翼地赔不是；遇到来收保护费的凶神恶煞，就低三下四，有时候周转不灵，保护费无法及时给，摊子就被砸得乱七八糟。
同一时间，因为父母工作的变动、经济的不稳定、房东的缘故等等，我们要不停搬家，印象中，我上大学前搬了有十几次家。
我妈经常干活到很晚，夜里11点多才收摊回家，有的时候还要出去进货，两三天才能回来。爸爸在外地工作很少回来，所以我经常寄住在房东家。那时候房东和租客的关系和现在不一样，不是收了钱就没有关系了，我们那时候的房东人非常好，经常把我叫到她家，和她女儿睡在一起。
虽然有人照顾了，也有热菜热饭吃，但你知道，「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还是会有看人脸色、寄人篱下的感觉。我会非常乖巧、非常努力地「报答」他们，主动帮房东打扫卫生，陪他们说话，同时还要应对他们的女儿——一个比我大五六岁的姐姐。她对我的情感很复杂，有一种家境优渥、父母在身边的优越感，还有一股自己妈妈被我抢走的酸味，但同时她也需要同伴。
那时候我上小学，姐姐上初中，她上学时间很早，而且要梳洗化妆，所以我就得随她很早起来，然后送她去上学，再走很远回到自己学校。北方深冬的早晨乌漆墨黑的，到学校后又冷又饿，一个人都没有，小卖部也没开门，我就只能朝着小学唯一有灯火的地方走过去，看见屋里有个老爷爷在烧锅炉，在那里窝着暖一会儿。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睡在他们家的时候，最早北方冬天没有暖气，但我和姐姐只有一床被子。经常在大半夜睡着睡着，姐姐就把整张被子都裹走了。很冷很冷，我又不敢叫醒她，就会半夜偷偷爬起来，把棉袄什么的全都穿上，害怕吵醒她让她尴尬，就摸摸索索地穿好，然后裹着在那里坐一夜。
即使这样我也不敢和姐姐结怨，不会因此来记恨，更不会和房东或者和妈妈诉苦抱怨，依然对她言听计从，就像「伺候」着大小姐，甘心做「使唤丫头」。就是你知道有一些东西你要忍下来，为了一个更大的和睦，这是一个小孩在父母缺席的日子里，自己学会的对人情世故、人情冷暖的体察。
这些不安慢慢内化成了性格中的一部分，你知道你的人生是动荡的，流浪的，没有归属感的，虽然房东会让你去住去吃饭，这是什么呢？你要把希望寄托在房东身上，寄托于这个世界上有善良的人。但是你怎么知道你一定能碰到善良的人呢？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房东，你该怎么办？心里是不知道的。
因为心里有不安，也更会知道体察大人的辛苦。我上小学和初中时有一个习惯，父母不在家时，我会经常到处翻，然后偷看家里的存折，看看我们家还剩多少钱。如果看到这个月存折上的钱没有多少，我就会老老实实，更加听话；如果这个月存折的钱还挺多的，我就会跟我妈要早餐钱，对她的态度上也敢顶嘴了。
安超拍摄的《杂货铺里的女孩》不安
上育红班之前，我一直在乡村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那时候父母特别忙，很少能回家看我。听我妈妈讲，她每个月回来，走的时候我就会拉住她的自行车不让她走，哭得很厉害。爸爸在外面当兵，做部队里的卫生员，退伍之后去了一个比较远的地方，医院进修，一直都很少回来。
对祖辈来说，我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存在。我有四个姑姑，我爸爸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子，承担了很多很多期望。一下子我被生下来，一个女孩，其实整个家族都没有那么高兴，尤其是我奶奶就更不高兴了。
我跟奶奶的关系是非常的奇怪的。一方面我们很亲密，因为她把我养大，我还能记起，小时候我都是和她睡在一张床的，更大一点儿，为了节省空间，我们俩就腿对腿地睡，我在床这头，奶奶在床那头，冬天的时候，我就把脚使劲伸到她咯吱窝里取暖，奶奶一边嫌弃一边还是默许了。但是另一方面，她又很讨厌我，这种讨厌不是来自于一个女性对另一个女性的讨厌，而是来自于重男轻女的传统，某种程度上是几代女性之间关系的一个缩影。尤其在弟弟出生之后，这种讨厌就变得更明显，我能明显感觉到她对男孩子的宠爱和偏袒。
其实我很早就有了女性意识，对于这种女性身份的不安，以及对家庭里这种隐秘伤害的抗争。大概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吧，记不清楚具体发生了什么事，因为奶奶对弟弟太好了，我非常愤怒，写了一封信，说奶奶你这样做是不对的，这种重男轻女对我伤害很大，而且你对弟弟太偏袒了，对他的成长不好等等，然后就离家出走了，穿过一大片玉米地，走十几里路回了城里。
我也特别讨厌我的名字，据说起名字的时候好像父母都不在，是舅舅或者上户口的人给我取了这个。名字像男孩的名字，然后大家又都觉得我也像一个男孩子，我就很不喜欢，而且「超」，意味着可能要「超生」，要再来一个。所以这个名字对于女性来讲，意味着一种他者的身份，我需要用一个男孩子的感觉和身份来活着、来生存。
我5岁那年，弟弟出生，因为是超生，爸爸丢掉了公职。他换过很多工作，后来到沂蒙山区的一个工厂工作，要下井，但收入不高。父母要养一大家子人，我和弟弟，爷爷奶奶，还有尚未成年的四姑姑。所以妈妈离开了原本工作的印刷厂，成了第一批下海的人。
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一开始妈妈提出做生意，全家人都反对，不想让一个女人出去抛头露面。所以她其实很孤独，作为一个女性承担了所有的家务，要照顾爷爷奶奶、我和弟弟，还要挣钱，为整个家庭经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她是不被认可的。
妈妈是外公的小女儿，从小不干活的，极其的纤细和瘦小，长得也漂亮。但结婚之后，变成了所有事情自己挑着，去进货的时候，早上两三点钟就要起来，带着小推车，坐长途汽车去临沂，然后一个人拖着五六个蛇皮袋子的衣服回来，有时候一去就是两三天。
她就会觉得委屈，委屈多了就会埋怨，埋怨多了男性的自尊就会受损。我爸很有能力，但因为超生，没办法施展自己的才华，又不能为家里贡献经济支持，所以他是一个失败者。整个社会的氛围是无法容忍男性成为失败者的，如果他在家里又没有地位，接下来就是无休止的吵架，让我随时处于不安之中。
后来我在田野调研中发现，这些是很多80后的共同记忆。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农民工的子女，我们和父母一起经受着「流窜」中的动荡和漂泊之苦。虽然没有直接参与生计劳动，但间接体会到了生活的苦难。这种苦难不是体力上的，而是情感上的，比如感受到父母忙于生计而疏于照顾的「冷锅冷灶冷菜饭」、随父母在动荡不安的家庭空间流动中学习的艰苦、父母由于经济和情感问题无休止的吵架等，是一种与父母的分离感、对人情过早的体察、委曲求全和自我压抑，是动荡不安、漂泊、孤独和情感上的苦闷。
年，父亲相机里的安超和弟弟参差
我第一次感受到人生的参差，是在上小学的第一天，妈妈那时候还没从印刷厂离开，在当时算是拥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就托关系让我上了市里最好的小学。
那天，我刚一进到教室里面，就好像「哗」地一下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相当于市里的干部子弟、官二代都在那里了，大家非富即贵，女孩子打扮得很好看，男孩子也白生生的，就像公主和王子。而我站在门口，穿着我哥不穿了的*黑格子衣服，头发短短的，脸又黑，那种差别感和自卑一下就涌过来了，很震惊，也很怯懦，我觉得自己就是他们中的一个「异类」。
老师看见我，指了指教室后排说：「坐那里就可以了。」其实我中不溜秋的个子，并不是最高的那个。
我在那里待了一个多学期，因为没怎么上过学前班，什么都不会，成绩经常是在倒数第一和倒数第二之间切换。我同桌经常欺负我，拿我的东西，上课打我，老师都是不管的。更痛苦的经历来自于交学费，包括订一些书报杂志，他们都能够按时交，但是我每次回家跟我妈要钱订课外杂志，我妈都不会给，因为没有钱。
所以每次交钱的时候就会成为极其痛苦的时刻，老师会直接在讲台上点名，说谁谁谁没有交上。我后来才知道，订书报会是老师收入的一部分，我总是不订，再加上是成绩最差的小孩，老师其实很气愤。但这些我从来没有跟爸爸妈妈讲过，因为已经很早地洞察到了父母的境遇，这些事情讲了也不会怎么样，只会让他们更难堪。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感觉到被羞辱。更大的羞辱是，有一次好像是班里一个同学的字典丢了，结果我被老师叫到了办公室「审讯」，老师揪着领子让我站过来，然后再推搡出去。记忆非常深刻，即使已经远离那个场面很久，还是会难受，会很痛苦。我的童年在这一刻永远地结束了。
而这种歧视带来的痛苦不会结束，它会贯穿你的整个生活。
后来，我被保送到北大读研，那是又一次直面人生的参差，有来自于心理和经济的双重的落差。我遇到了无数的牛人，是真正的牛人，你可能只是靠小聪明到这里，就是一个聪明的人而已，他们都是学神，第一次要面对智力上、学业上巨大的压力，无论怎么努力可能都很难望其项背。而且他们真的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女孩子跳舞，弹钢琴，各种乐器，你可能是永远都达不到的那种文艺造诣，第一次感觉到那么大的差距，也第一次知道自己的局限性。
我揣了两百块钱到了北京，要面对这种心理压力，也要独立面对贫穷这件事。
最窘迫的是，有一次我在网上看到一个信息，出版社的人找人给蒙台梭利的文集出一个简本，我就应征了，约在了北大的咖啡馆。那是我第一次走进咖啡馆，出版社的老师点了一杯咖啡，我没有钱，就一直在想，点什么呢，我甚至不敢看那个单子，就和服务员说，给我来一杯白水就好了。买单的时候，我以为我点了白水，不需要他买单，但是服务员说，这杯白水5块钱。哇，特别的窘迫，一方面是5块钱也拿不出来，另一方面是，我觉得它不值啊。走的时候那里有台阶，我很紧张，还差点摔倒了。这是一种自我羞辱，它跟我小学一年级被老师冤枉的羞辱是不同的，它是经济窘迫带来的羞耻感。
图源电影《小偷家族》旷野
我不是容易被生活打趴下去的那种人。很多时候回过头去想，可能是性格中带着的属于原野的粗韧在帮我渡过难关。
我的童年是在乡村度过的，爷爷奶奶其实也不太管我，把我喂饱，就下地干活了。所以我从小是跟男孩子一起混大的，跟在哥哥们屁股后头到处玩。
那时候我们有很多游戏，夏天最喜欢做的事情是捉知了，我哥会把那种长长的竹竿绑在一起，然后用从家里偷出来的面团洗出胶来，粘在竹竿最顶上，举着去粘知了。粘知了对技术要求很高的，要在茂密的树林里找到一只目标，然后拿着竹竿轻轻、轻轻地伸上去，停在离知了不远的地方等，不能晃，不能出声，等知了趴在那儿松懈了，就把竹竿猛地往上一顶，胶粘住翅膀，知了就被捉住了。哥哥们负责捉，我就负责用针线从知了身上的一个小孔那里穿过去，一天下来，串成一大串戴在脖子上。
这是夏天的游戏。春天我们会去挖野菜，每个人都能识别各种各样的野菜；秋天最深刻的记忆是收完玉米之后去地里扑蛐蛐、蝈蝈、蚂蚱，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地里有成垛的麦秆，我们就爬到麦垛上面，一直蹦，很多蛐蛐就跳出来了。更多时候就是在山野里乱跑，草地、麦地、雪地。你会发现其实我们的游戏是跟季节、跟农活连在一起的。食物也是，槐花摊煎饼、烤麦子、地瓜干、煮玉米，每个季节都有可以大快朵颐的东西。
我小时候是不学习的，有很多游戏，很多同伴，每天时间都过得很快。村里的老人们一般把在田间地头玩耍的孩子叫作「野小子」、「野丫头」。说「野」的时候，老人们的眼睛是亮的，是半嗔怪半赞赏甚至是憧憬的。「野」对于大人来说，意味着不娇贵、能跑能闯，意味着能自己玩了不用大人操心。现代人对传统教育存在刻板观念，认为中国父母倾向于让孩子要「乖」。事实上，「听话」在农村仅仅只是教育的一面，大人们更欣赏不过分的、带有干劲和生命力的「野」。可以这么说，「乖」不是乡土儿童的内在本性，「野」才是乡土世界的生命力量。
这段经历对我的滋养和对成长的价值是直到我长大之后才能感觉到的，是一种粗糙的生命力。一个是锻炼身体，再就是有股「不怕」的劲儿。小孩子是不怕世界的，一个永远在都市里没有见过阳光、空气和原野的人，是无法让他心胸开阔的，但是一个从小在旷野或者在海边成长起来的人，他见过那种广阔，养成对世界自由探索的勇气和愿望，你就不可能再绑住他了，那种「野」会根植进了天性里。
真的，你爬过高山，你见过大海，你在原野里奔跑过，就会对生命不放弃。你不肯那么轻易地放过生命，因为阳光、草地太美好了。每一次想死的时候，那个儿时的你就会冒出来，让你觉得这个世界有很多可以留恋的，这是一个原生的力量。在我长大之后，无数次遇到挫折、痛苦甚至抑郁的时候，是自然治愈了我，只要一回到乡村，哪怕是在城市里找一片贴近自然的地方，走一走，想象一下，都能感觉到那股力量在恢复，乡村的野性是一种原力。
安超这一路，我还遇到了很多很好的老师，他们的爱和支持，对我来说是另一片旷野。
去市里最好的小学读书之后，后来我得了什么疹子，因为传染在家休息很久，可能是学校借机把我开除了，只听到妈妈说你没办法上这个学校了，我给你转学。
我被转到了市郊的一所村小，南关小学——一定要把这个名字写上，它现在已经消失了。上学第一天，所有人都好奇地围过来问我叫什么名字，但从前的野丫头因为一年级的经历变成了一个极其脆弱和内向的人，那一刻我特别害怕，不跟任何人讲话，趴在胳膊上就哭了。
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振作的呢？那天，我的第一堂课，是一位姓于的老师的最后一堂课，她马上就要退休了，所以在上完课的时候，仪式性地叫了班里每个人的名字。我第一天转来，她可能不太记得我的名字，也可能忘了，叫完了所有人，我还是没听到自己，就继续在桌子上趴着。就在我认为可能已经没有希望的时候，她突然说：「还有安超。」
在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见面的老师口中听到了自己的名字，大概是被看见和记住的感觉吧，从那一刻开始，好像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真的像一束光照进了黑暗。
对我来说，因为遇到了好的老师，人生好像一下子又回到了幸福的时候。于老师是第一个改变我的老师，第二个是从外地调来的郭老师，她随着丈夫一起从外市过来，暂时被安排到了我们这所离市区不远的村小。
我们的语文课是怎么上呢，现在想想太幸福了。教室在二楼，老师说，你们不要在房间里读书，要对着天、对着地读书。我们就跑到楼道里，把小桌子搬到栏杆旁边，坐上去，把腿从栏杆里伸出去，然后抱着书，对着天地读，对着阳光空气和风读。现在谁敢啊？但感觉太好了。
如果天不冷的时候，她就把我们拉到小学唯一的花圃里晨读，在花旁，在树里，和同学结伴，一起读书背诵。现在不是推崇说不要横排上课嘛，不要秧田式，要参与式，其实我们很早就尝试了参与式。那个小花圃几乎成了我们的秘密花园，有时候读累了，大家就围成一圈，把题目写在纸片上，然后用抓阄的形式来背诵。那时候我们对学习热爱到什么程度，从来不觉得学习是乏味的，周六日都要相约，和小伙伴一起跑到秘密花园里读书。
她还设计了最早的作文展览，两颗钉子一砸，一根线一抻，把写得好的作文挂在上面，然后让大家自由阅读。自己的作文被挂上去的感觉是非常好的，就像站在了世界中央。
郭老师带来的其实是一种实验教学改革，在当时可能算匪夷所思的，但好在村小特别自由，也可能是因为她老公是市里的领导，总之，她给村里的小孩们打开了另一个世界。
平日里郭老师很温柔，她还把女儿带到教室里面，让我们当小老师，批改她女儿的作业。她还把我们叫到家里去，哇，家真好，但她从来不会说进门脱鞋之类的，虽然是一群村里的孩子，但是从来没有感觉到她歧视我们。现在回过头想，如果说于老师唤醒了我，那郭老师就是用自由的教学和毫无芥蒂的爱滋养和托举了我。
读书
另一重滋养和治愈来自于读书。
我妈夏天收摊都很晚，因为在不夜城，越是到夜里生意越好，她经常要摆到十点多。妈妈摆摊的旁边是一个书摊，老板很好，所有的书我都可以看。所以，每天写完作业没事干，我就去书摊上开始翻，相当于课外阅读是以这种方式实现的。
那时候阅读的内容极其丰富，不是被强迫的，而是来自于公共世界。我妈也没说让我去看书，她没有时间管我，我就被扔在那里，只能自己去找事做，其实复制了我在童年时代的自由探索。
好多童话我都读了，《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还有中国四大名著的小人书，就像海绵吸水一样，只要有字、有画的我都看。言情小说也看，有些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是很滥俗的情节。我还爱看《故事会》和《故事大王》，借着路灯和书摊上的光，全都看完。对于孩子来讲，那些书是具有天然的吸引力的，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原野，书的原野。
今天我们看到的童话，很多是被挑选和精简过的，怕伤害到小孩子的心理，留下的都是最美好、最童真的，王子和公主永远在一起。但其实，很多童话的原版是包含所谓的「黑童话」的，我看过很多很无奈、很悲伤的故事，包括《卖火柴的小女孩》和《美人鱼》这样的故事，其实也是很悲伤的，你会知道不是所有的努力、付出和爱一定会得到好的结果，很朴素的道理，小孩子不会用这些话总结，但是很早就从故事里体会到这个世界的无奈和复杂。
后来，进了社会这所大学，我对读书、学习这件事情有了双重的热爱。只有真正体会到讨生计的困难之后，才知道读书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一方面它能实现你的价值，另一方面只有在这个时候，你是最自由、最平等的，在这里没有人会歧视你，你可以获得心灵意义上最大的驰骋，价值也会有最大的体现。
在北大、北师大，我开始接触到了教育社会学，了解了教育公平的概念，一下子就被它迷住了，我开始进入到一个学术领域做探索。
当年的北大十分包容。我同班的同学里，有一个是从赣南师范学院考进来的，有一个是在东北财经大学学经济学，毕业之后在中关村电子城卖电脑，漂了三年又重新考进来的，还包括一个从来没有上过高中，高中和本科都是自考，在小县城邮局当职员的。现在已经几乎没有这样的人了，硕士基本是保研，而且是名校保进来的。
现在有个词形容我们叫「小镇做题家」，我其实很不喜欢这种说法，它延续了两种对于底层子弟的偏见，一种认为他们很平庸，没有什么才华和天赋，就是靠吃苦耐劳，靠一遍一遍地刷题成功的；另一个就是会认为他们就是为了翻身，为了以后能有个好的工作、好的经济收入、好的阶层。总之，既认为他们是平庸的，又认为他们是功利的。
当时，我们这些所谓的「小镇做题家」在干嘛呢？在探索社会生活，在国家图书馆读一些社会变革的著作（笑）。北大有一个平民学校，当时在做平民教育，针对学校内部的保安、工人、食堂师傅的夜校，我们去做志愿者；那时候还经常会去后八家，后八家在拆迁之前，是北京最大的电子垃圾集散地，聚集了很多做电子废品收集和买卖的最底层的工人和最早的流动儿童，我们去那里的打工子弟学校考察、上课。
上质性研究课的时候，陈向明老师把北大的保安请到了讲台上做访谈。陈老师属于顶尖高校的大师级人物，把一个在经济意义上属于最底层的保安请到了课堂上，平等地对话、访谈，那个场景对很多有点理想主义的学术人来讲是非常美好、非常感人的。
我们这群人虽然学业成绩不是最顶级的，成长比那些北大学生更慢一些，但是我们都在社会生活的探索当中找到自己的方向。
这些年观察年轻人的生活，发现会有两种分化，一种在被规训的生活里长大，走向了安分守己的规矩的生活；另一种在探险的世界里养成，选择了自由探索。
第一种其实并不是说他不想，是人就会想，但是呢，我们的公共世界或职业生活没有给他提供可以发挥力量的机会。我今天在看一本书，叫作《狗屁工作》，它就讲，现代社会生产出的一些工作是毫无意义的工作，而你又不得不靠这些工作来维持生计，这就导致了我们的工作跟我们的精神生活、娱乐生活的分离。只有一部分人是幸运的，比如我觉得我也是幸运的，能在某种意义上，把职业生活跟我的兴趣生活结合在一起。但即使是我这种学术生产工作，看似是创造性的生产，也存在极其多不得不去做的一些无聊的杂事，使人不得不退回到一个「安稳就好」的状态。而那些从真空里长大的一个小孩，会变得怕这怕那，不敢去冒险，不敢一个人去攀登，所以安安稳稳就好了，安安稳稳过一辈子。
我最近在写一篇文章，讲的是规训和抑郁之间的关系，别以为追求安分守己的生活就能开心，其实第一种人大概率会走向抑郁，不是抑郁症，但是会抑郁，也叫倦怠，他们内心有很多隐秘的、被压抑的情绪。
我始终觉得我很幸运，在自由探索中找到了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爱读书，我在书里找到了可以摆脱把我困在一个斗室里面的女性身份限制的力量。它可以让我做无边的想象。马伯庸之前说过的一件事让我印象很深，当时他在带孩子，孩子在他怀里哭，然后他望着窗外，一方面听着儿子在哭，一方面脑海里已经开始展现出一个英雄拼杀的世界——他在构思故事——就是你始终有两个世界可以来回跳跃。当我在这个家里很痛苦，在世俗里被这些爱恨情欲纠缠，但是有一个书里的世界，或者说更大的公共世界，让一个女性可以施展力量。
安超（右一）在博士论文答辩后但是这种自由闯荡的人也有风险，有不易，尤其像我这样的人，可能会有更大的风险。第一种他可能不失败，可能一直中不溜秋的，也没有成功的惊喜，但第二种，像我这种从底层走出来，始终又带着理想主义的人，生活就像走钢丝，你根本就不敢回头看，因为一回头看就掉下去了，你知道后面是什么样的境况。我们这群人跟一个有优渥的家庭支持的人更不一样，我们所冒的险要更大，我们自由探索的代价会更大，可能一不小心掉下去，就再也起不来了。
传统
硕士毕业后，因为一些家庭变故，我选择工作了几年，攒够应对变故的积蓄之后，我就又想读博了，因为我真的想要当一个老师。我觉得我这一路能够支撑下来的，改变我命运的都是老师。所以我也要做学术，然后要当老师，当一个像一路基于纯粹的爱而支持我的老师一样的老师，成为讲台上最有魅力的那个人。
可能是延续了儿时的自由探索，我在一些重大事情上都遵从了自己的内心，没有给自己设限。上高中的时候，奶奶想让我辍学嫁人、找工作，我还是想继续上学；大学报志愿时，他们都想让我留在山东，离家近，毕业找个人嫁了，多好，但我选择了武汉；包括后来辞职读博，也是辞完告诉家人的。
博一那年，我怀孕了。因为当时在北京没有钱，也没有房子住，生孩子各方面都不方便，也没有人照顾。我说那我就回老家生产、坐月子吧。回山东的时候，那些传统的东西其实就又回来了。
山东的习俗是，女人回家坐月子会给家里带来晦气。我们现代人可能不会理解这件事情，但在传统习俗里，来月经的女人、坐月子的女人是非常不吉利的。
社会习俗会在什么时候让你感觉到它的力量呢？不在你遵守它的时候，而在你触犯它的时候。作为一个女性，我上过北大，又为家族做了那么多贡献，但你觉得你这几十年的奋斗和付出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有一句话叫做「身体的康健抵不过社会性的瓦解」，我经历了社会性瓦解，因为最爱我的人把我抛弃了。大概就在那一刻吧，我觉得失去了世界上最有力的、根源性的归属和支持。
父母可能也很痛苦，因为他们处在这样一个拉扯的关系当中。但凡他们可以，他们就不会让你这样，他们也是无奈。我高中的时候，因为家里很穷，奶奶想要让我辍学，早点嫁人，假设我妈当年同意了，我就是另外一重人生。但是我妈当时觉得我成绩也还好，而且喜欢上学，就没有让我辍学。其实她如果同意了，负担会减轻很多，但她还是选择用自己的牺牲来成就我。只不过在坐月子这件事情上，在社会压力之下，她还是遵守了传统。
所以真的很荒诞，你很难想象，一个现代女性，一个女博士，还是搞性别研究的，经济上已经走了一大步，但面临婚姻和生育，面临坐月子，还是要忍受这些，她甚至不能够撼动这个习俗在当地的任何的改变。
图源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而且，我发现在性别问题上，虽然男性是根源，但他不是一个直接的施力者，压榨女性的从来都是女性，这就是吊诡的地方。你看那些宫斗剧，她们会围绕男性而转，但是男性绝对不是那个施害的力量，男性不参与这些事情的，直接的施害者肯定会是女性。男的都在外面呢，他在另外一个公共世界里拼杀，在这个家庭他参与得很少。真正落到细微的生活、落到事儿上，是奶奶在照料我们，也是奶奶更多地责备我，反而是爷爷对我更好，在我离家出走的时候，也是爷爷骑着自行车把我追回来的，奶奶反而是把我赶出去的力量。在这件事上，说这句话的人也是妈妈。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重男轻女的力量很多时候是由女性发出的。
这些痛苦让我重新思考性别问题，思考拉扯孩子到底是件什么事情。女性在生育时所遭遇的极端无助和痛苦的困境到底该怎么办？当时正好是写博士论文，我就打算以「拉扯孩子」为题。家庭是一个很复杂的场，我不太想反抗或者说指责我的母亲，但很想用这本书去撼动更大的反思吧。某种意义上在说，一个女性在那样一个力量下成长起来是多么的不容易。
超越
郑新蓉和陈向明是我在女性主义研究方面的两位老师，在我特别痛苦的时候，她们领我走了一趟甘肃。在甘肃的上空，我看到裸露的*土地，感觉好像进入到了一个异世界当中。90年代初，她们在参与甘肃基础教育改革项目，在甘肃最贫困的四个县支教，去做教育改革，参与式教学，去支持第一批甘肃女童，努力降低甘肃女生辍学率。
那时，她们大概每周都要飞一次甘肃，一次可能要待三到四天，去到甘肃最穷的地方，比如积石山，那时候根本就没有路，可能一天的时间大部分都要花在路上，在最冷的时候还要冒着生命危险。到村里面，给当地的村小老师做参与式培训，修建校舍，给残疾人做融合教育设施，还有专门做社会性别教育的，敲开当地每一家农户的门，问你们家的女孩有没有上学，辍学了，想方设法说服家长把她们送到学校。当时有一个女童叫康兰兰，是一个孤儿，就是在这个项目里面上了学，读了书，后来留下来成为当地一名乡村老师。
看到她们你就觉得，哇，在社会结构对女性有如此大的压制和强迫的困境里面，很多女性读书、上学，在经济上改变自身命运已经很不容易了，但还是有很多女性在不断探索和超出这个天花板，冲破女性身份，探索自己能力的边界。我还能不能做得更好？能不能改变更多人的命运？能不能改善教育公平、社会公平？那种感觉特别吸引我。
你见过了真正伟大的女性（笑），那些人走出了家庭，在公共世界里大放异彩。所以，又一次是公共世界的女性把我拉回到公共世界当中，就不再只是为我个人那点东西而痛苦。
确实在一开始写论文时我的宣泄欲和倾诉欲是非常之强的，因为我特别痛苦，很想找一个出路，所以我自己的故事在论文第一稿里占的篇幅很大。
现在好多自我研究也是这样，讲述我们这一代人长大的心理代价，吃了多少苦，但是我在书写的时候，为什么把「我」放得越来越少，后来就不见了，只在前言和后记里有，是因为我发现父母更苦，他们所承受的社会不公的力量比我们更加强。越写他们，会越发现自己的苦真的不值一提，所以最后就变得很克制，更多地写他们：我的祖辈、父辈甚至兄弟姐妹，而自己退守在一个更小的角落里。
郑老师不断跟我说：「要超越自我经历，要看到你的母亲，她对你的伤害不是因为她不爱你，因为当年她可能也是这样的。」每个人都在受苦，诉苦是没有用的，不要只是宣泄情绪，要超越个体性的、「祥林嫂」式的自我叙事，和更大的公共世界对话，真正从文化和制度意义上去为这样的一群人找出路。
其实后来我去访谈我的母亲，她生我弟弟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因为是超生，医院，就在一个小屋子里面，接生婆来给她接生的。每一个女性都在她的年代里承受社会结构对于女性的伤害和创痛，我产生了走出自己、看到更多女性和母亲的想法。
自我研究其实是一个行动研究，最困难的是研究自我内心深处的创痛。所有连接创痛的那些人，你都要去跟他勾连，去访谈，其实会触到自己的伤痛。走出这一步实际上是一个行动，通过这种行动再去写，是行动中反思的路径。我要回到那个一生都在逃避的小家庭世界里面，回到那个我特别不想见的父母吵架的情景当中，我甚至还要把他们当年吵架的情景讲出来，说：「妈，你们当年为什么要吵架？」其实都是一遍一遍地撞击你，是很痛苦的。但不论我多么生气，都要慢慢听他们讲完，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很疗愈的，然后才是书写，书写就是一个重构和反思的过程，然后又超越，从情感上超越了这一段经历。
我从小就会体会他们的辛苦，但是这种理解仅仅是知道他们辛苦而已，还纠葛了很多的埋怨，比如埋怨他们无法给我更好的经济条件和文化条件，埋怨他们永远在吵架，里面实际上是有恨的。
这次不是以女儿的身份，而是以同样的女人和母亲的身份，而且是一个公共人、一个学者的身份，开始看她。我不只把她当作我的母亲来看，她是无数的社会结构里面承受过痛苦的女性之一，我好像能超越这段痛苦的经历了，对她就会有更多的原谅和更多的理解。
对我来说可能不是和解，理解比和解更重要，理解了也不代表我跟你握手言和，只是说，我们互相理解了当年对对方的伤害，理解了你当时的处境和痛苦，但并不代表这个痛苦没有在我身上留过痕迹，也不代表我们互相原谅对方了，只是我相信未来还有希望，还可以有更多创造和拥抱希望的可能性。我从来不是想宣泄自己的情绪，而是代际上的互相理解吧。我从来不是想要做自我和解，真正的自我和解是几代女性之间的互相看见和握手。
访谈完她之后我就发现上一辈的母亲、老人原来是这样的，所以我就从女性的生育和养育经验、拉扯孩子的经验回溯到了每一代人是如何长大成人的，越写就越理性，越写就越觉得超越了自己。
那一代父母会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理解我们年轻人，因为我们已经受过了高等教育，已经有反思性，但是他们还在那个世界里痛苦。我觉得我是年轻人，我先走出了这一步，不仅从个人角度上，说爸爸妈妈我觉得你们当年很厉害，很辛苦，我用整本书来告诉他们，向全世界宣告你们也承受了很多的不公。
图源电影《小偷家族》回望
我上高中时有个很虚荣的阶段，自尊心特别强，学习好已经不足以在同伴中挺直腰板，总希望自己能像那些家境好的女孩子一样，穿得漂漂亮亮的。那段时间我喜欢上了一个男孩子（笑），你知道，第一次爱上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家境也好，人长得也俊，又很有教养，而我就是一个丑小鸭，又笨拙，又没有魅力，总觉得自己配不上他，会陷入无限的自卑当中，而这种自卑会让我回避一切，包括父母，整个高中，也从来没告诉过别人我的父母做什么工作。
后来上了大学，读了那么多的书，对性别、对阶层、对公平这件事情有了更多的理解，会对自己有思考，人被抛在这个世界上，我被抛在这个家庭，但是我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也就不再因为他们的劳动阶层身份而自卑。
就像夏林清老师在《斗室星空》里写的：「尽管完全熟悉使用都市文化资源及符号的方法，很少还能在我身上看到来自乡下在劳动家庭长大的痕迹……实在不敢回头与我的原生家庭相认……忘掉从前，我就只会记住，我一直都是一个充满干净、快乐、有品位、希望的中产阶级。」但你不回看，就解决不了这些困扰，你不解决它，它就永远在那里。
底层的小孩什么时候才能够从文化意义上承认底层生计是值得尊敬的？不仅是经济上养活了你，而且父母无论是做农民，做砖瓦工还是其他，都是自食其力。但这个社会在不断告诉你歧视这样的人。
在梳理整个家族养育史的时候我发现，劳动文化在我们中国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以前有地位极其高的时代，像我爷爷奶奶那一代，就是劳动光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转变呢？就是从吃农业粮和吃国家粮，开始有了文化意义上的分别，劳动文化就没有那么受到尊重了。
安超拍摄的爷爷的手一方面劳动收入已经远远少于脑力劳动，在文化意义上，其实它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受尊重。比如经常有新闻说有一些穿着比较邋遢、肮脏的建筑工人，进地铁的时候都不敢坐在那个椅子上面，我特别理解那种从事体力劳动，从事脏活累活差活那种不体面劳动所带来的自卑，因为我有过年少虚荣的时候，我作为一个女儿都不能认可妈妈做这种劳动。我妈当时该多伤心。
到今天我们其实还没有形成全社会对于劳动价值的认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是一种分工，但是它不具有文化意义上的贵贱高低。在很多欧洲国家，其实职业劳动或者是说蓝领的收入是不一定低于白领的，是根据你的兴趣和天赋进行的分工，如果我们有一天真的实现了这一点的话，教育焦虑什么的就没有了。
80后的成长阶段处在现代化的转型期，所以这代人所承受的文化碰撞是最激烈的。所以这代人会产生独特的矛盾性人格和存在性焦虑：他们追求中产社会的体面，但时刻面临着阶层回落的恐惧；怀念田园牧歌式的乡土浪漫，但生活在摩肩接踵的城市空间；骄傲于自己「白手起家」的努力奋斗，但要饱受他者对「底层出身」之原罪的歧视，「孤独」和「怨恨」是深植于内心的情绪。
这种焦虑也直接反映在育儿上面。不想让孩子回落到体力劳动阶层中，希望他们学业有成，同时希望他们聪明、优雅，于是想要给他们最好的生活，最好的教育，纷纷投入到激烈的育儿竞赛中。在教育充满焦虑的背景下，很多家庭会出现矛盾。年轻人崇尚中产趣味的育儿模式，上一代人则保留了传统的育儿经验，其实现代教育不是完美的，传统教育也不是一无是处的。最开始我也会和婆婆吵，但现在我家小孩基本是「放养」的。
最初我也是，觉得婆婆的方法不科学，所以要全部依赖育儿书，什么时候加辅食，多长时间喂一次，喂多少等等。婆婆说煮个小米粥一样可以照顾得挺好，我就说不行，要去买那个牌子很有名的米粉。但现在就会把更多权力给她，很多来自于经验的育儿方式其实也挺有道理的，我会以合作的态度来做这件事。
我从性别谈到阶层，然后又谈到了人性，最后想说明的是什么呢，这些劳动人民也非常有人性和文化，他们既有人性的闪光也有文化上的纯粹精神，只是我们今天没有发现和忘记了。
前段时间我看到一个视频，视频里一个上本科的女孩子自我介绍说，我的父母是收垃圾的。她说得很坦然，结果赢得了尊敬和称赞。我特别喜欢那个视频，看得哗哗流眼泪。如果她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于父母的理解，真正承认底层文化，那我就是用这本书吧。现在回想我年少的虚荣，尤其是当我有了孩子，体会到找生计是如此之艰难，我从内心深处觉得欠父母一声对不起，我觉得这本书是一个迟到的家书，也是对底层劳动父母迟到的歉意吧。
安超拍摄的《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