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胜舟
土货：认识中国服务中国
“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
年，新文化运动席卷全国、激荡思想之际，张伯苓创建南开大学。此时中国大学仅有6所，其他5所分别是北京大学、东南大学、东北大学、西北大学、厦门大学(年成立的清华学堂，年设大学部)。张伯苓是行伍出身，他的教育理念没有多少深奥晦涩，反而简洁实用，对南开影响至深至远。简而言之，就是“四化”：定位土货化，教学实业化，学生自主化，经费社会化。
──定位土货化，认识中国、熟悉中国、服务中国。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是全美历史最久、规模最大、课程最全的教育学院，中国教育界大腕陶行知、蒋梦麟、郭秉文、杨荫榆、陈鹤琴、罗家伦等皆为其校友。年秋，张伯苓赴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大学教育一年。
南开学校创办之初，办学模式以美国为蓝本，所用教材多为英文，教师也多有留洋背景。“西洋化”(即“欧美化”)倾向严重，必然带来水土不服。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主任张健称：“据说连解剖的蚯蚓都是从美国进口的。”年考入南开中学的周恩来解放后回忆：“从中学二年级起，耳朵里不大听中国话了。”年考入南开中学的何炳棣回忆，“学校订的标准很高：高中一年级起英文班上不准讲中国话。”
年11月28日，南开大学学生宁恩承以“笑萍”为笔名，在《南大周刊》发表《轮回教育》一文，尖锐批评南开教育食洋不化、脱离实际，辛辣讽刺南开师生封闭转圈的“轮回”：
“在美国混上二三年、三四年，得到一个什么EE、MA、D等”;回国“作一个大学教员，不管他是真正博士也好，骗来的博士也好，‘草包’博士也好，上班捧着他自外国带来的notes一念”;“一班听讲的学生，也傻呆呆的不管生熟软硬就记下来，好预备将来再念给别人”;“英文好一点的教员，就大唬特唬，一若真是学贯中西一般”;“这些教员所讲的，内容多是些美国*治、美国经济、美国商业、美国……”;学生“毕业后也到美国去，混个什么M、什么D，回来依样葫芦，再唬后来的学生”;“后来的学生再出洋，按方配药。这样循环下去，传之无穷，是一种高一级的轮回。”
作者犀利地质疑这不是学问，也不是救国。“学问吗?什么叫做学问?救国吗?就是这样便称救国吗?”
《轮回教育》发表后，引发南开师生严重对立，矛盾日益尖锐。受此文影响，《南大周刊》又刊登多篇类似文章，言辞越来越激烈，终于掀起轩然大波。留美教师提出抗议，认为学生有意侮辱教员，要求张伯苓惩办撰文的学生。
张伯苓试图调解，收效不大，干脆以退为进，自己撂挑子迫使师生各自让步。张健解读，“先生毕竟武人出身，做事果断。他见调解不开，干脆以退为进说他这校长不干了，要离开南开。见此情景，师生双方很快做出了让步，学校这才重新恢复了秩序。”(郑心仪《张伯苓，南开的“巍巍大校长”》)
《轮回教育》事件以张伯苓主动请辞未果而平息，却让他深刻反思如何扎根中国国情办教育，随即开始大刀阔斧实施教学改革。年决定，除英文课之外，其他所有课程都改用国语讲授;从年起，南开不再使用美国原版教材，组织各科自编教材;又将建校初期学习美国的完全自由选课制度改为学程制，实行有限制的选课制度。
年，他在《继续发展之南开学校》中分析中国大学教育的弊端，“概皆‘洋货’。教员则为留学生，教材则来自外洋，讨论学术，则恒以欧美之历史与社会为背景。此类教育，既不合学生之需要，又不合中国之国情。”
年2月，张伯苓主持制定《南开大学发展方案》，确定以“土货化”为南开发展的根本方针，“当努力以‘认识中国’、‘服务中国’为鹄的”。不再机械模仿、盲目照搬欧美教育，提出“中国大学教育，目前之要务即‘土货化’”，要办“土货的南开”。确定三项标准以求实效：“(一)各种研究，必以一具体的问题为主;(二)此问题必须为现实社会所急待解决者;(三)此问题必须适宜于南开之地位。”
什么叫做“土货化”?南开大学募款委员会计划书中对此有精辟的诠释：“土货化者，非所谓东方文化，乃关于中国问题之科学知识，乃至中国问题之科学人才。吾人为新南开所抱之志愿，不外‘知中国’、‘服务中国’二语。吾人所谓之土货化的南开，即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的大学。”(《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南开大学出版社年版，第39页)
对于中国固有文化，张伯苓希望：“摘其适合于现代潮流者，阐扬而光大之，奉为国*，并推而广之，以求贡献于全世界。”(张伯苓《以教育之力量，使中国现代化》)对于欧美制度，他认为不必全部“拿来”，而是有鉴别的“拿来”。“我们取法的，只是他们科学的方法和民治的精神的使用，而不是由科学方法和民治精神所产生的结果。所以我们说，欧美的方法尽管可学，欧美的制度则不必样样搬来。”
年7月12日，他在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用英文发表题为《中国之国民教育问题》演讲，进一步强调中华文明价值，反对全盘西化。他说：“放眼当今世界诸国，中国堪称最古老国家。中华文明与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起源于同一时代，却幸存下来，而且始终生机勃勃，源远流长”;“中国还是有无数完全不同的、非常独特的价值观，它们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精髓，是我们不能丢弃或忽视的。”
《南开大学发展方案》出台，标志着南开由“西洋化”向“土货化”转型，标志着张伯苓“土货化”教育思想的形成(薛进文、侯自新《张伯苓教育思想的现代启示》)，标志着张伯苓决心探索一条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南开道路。蒋廷黻后来回忆，张伯苓“所采用的教育原理和方法，虽然以现代眼光看是不够的，但当时却是可以为中国社会接受的”。
──教学实业化，学科实用、课程实用、调查实用、人才实用。
张伯苓的“土货化”教育思想，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学为实用。用如今的流行话语形象描述，就是需求导向、问题导向、效用导向，南开在教学中从四个方面着手实业化。
其一，学科构建实用。
南开是私立学校，师资和经费不能和清华、北大比肩，没有实力也没有意愿建立大而全的学科，“避虚就实”、“避文就工”成为务实的发展策略。
20世纪30年代初，南开大学相继成立电机工程系、化学工程系、经济学院，均着眼于服务国计民生。南开在中国大学中较早设立这些应用研究部门，“以大自然为教室，以全社会为教本，利用活的材料，来充实学生之知识，扩大学生的眼界”(张伯苓《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为推动天津经济发展和振兴民族工业发挥了显著作用。
南开又相继成立东北研究会、经济研究所、应用化学研究所、天津研究会、科学研究会、数学研究会、科学研究会、讲演、新剧、体育、敬业乐群会等团体组织。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闻名全国的“一会两所”：东北研究会(前文已述)、经济研究所、应用化学研究所。
何廉教授带领南开经济研究所编纂经济学教科书，在中国最早系统规范经济学领域中的术语，为教育部的国立编译局“制定中国经济学正式标准化术语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薛进文、侯自新《张伯苓教育思想的现代启示》)。对外发布华北批发物价指数、天津工人生活费指数、上海外汇指数等，迅速成为南开独具特色的品牌研究。“南开指数”享誉海内外，成为后来者研究民国经济活动的权威史料。
应用化学研究所与久大精盐公司、永利制碱公司等建立联系，实行合作互助，提供技术支持，“以我之学识，易彼之经验”，走在中国高校“产学研”一体化实践的前列。例如与永利制碱公司合作，开“校企合作”之先河;辅助天津爱国实业家赵雁秋创办利中制酸厂，打破日企对华北市场的垄断等。
新中国成立后，由化学家、南开大学时任校长杨石先领衔的应用化学研究成绩斐然，在很长一个时期，南开大学发明的农药几乎占中国农药品种的1/2以上(张宝敏《近代教育家的光辉典范──张伯苓》)。年8月13日，毛泽东视察南开大学，首先参观有机农药“敌百虫”车间和“马拉硫磷”车间，详细询问工艺流程及生产情况，又参观“离子交换树脂”车间和“硝酸钍”车间。
喝水不忘挖井人。应用化学的深厚研究基础，是张伯苓长期主持南开时就夯实的。
其二，课程设置实用。
南开的课程追求实用和应用，追求服务社会，解决中国本土的问题。以文学院为例，便是“以*治经济为主干，以历史哲学及教育心理三系附之。如此学生即可专其所学而致实用之效”。(侯杰、秦方《“南开之父”张伯苓》)
全校课程的顶层设计，则是“一方面开设有关研究中国现实问题或追踪当代学术发展的课程”，如“当代中国*治问题”、“中国经济问题”、“乡村建设概论”、“西洋文学当代人物”、“化学问题之研究”等;“另一方面增强应用性课程”，文科各系增加“公文程式”、“新闻习作”、“讲演术”等课程，商科加强商业金融实践训练，增加“办公室管理”、“人事管理”、“售货学及广告学”、“工商实际问题”等课程。(薛进文、侯自新《张伯苓教育思想的现代启示》)
其三，社会调查实用。
张伯苓在《今后南开的新使命》中说：“为实现教育救国的目的，一方面要使人民具有组织的能力、合作的精神，一方面要使人民有*治常识，了然于世界大势，对于各种关系本国切身利害问题，尤当实地研究。”
年秋，南开成立“社会视察委员会”，开辟第二课堂，对学生进行实践教育。开展社会调查的主体有三个，分别是大学部、高中部、初中部，侧重不同。“大学部由各科教授领导学生调查各问题，具体方案由调查委员会决定;高中部注重调查各种社会制度及机关(比如法院、商行、工厂等);初中部则重在视察自然界现象。”(王木春《张伯苓：教育“在于造成完全人格”》)
南开的社会调查有声有色，“组织学生到天津市各大银行实习，调查津埠商业贸易，主修农业经济的到河北省定县，参加晏阳初创办的平民教育工作”(梁吉生《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抗战之前，南开学生共调查天津多个单位，涉及工交、文教、金融、司法、*队、外国租界等。
其四，培养人才实用。
衡量南开培养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学生就业和贡献。张伯苓实在，把大学比作“造人才的工厂”，把学生比作“货”。“工厂造人才，在社会有用，前途就很大了”。
对南开的“货”，他很有信心：“塘沽永利(注：指永利制碱公司)、久大(注：指久大盐业公司)已经承认我们的货了”;“我们南开工厂造人才，本地销路不少，别处多销也好。”在一次开学典礼上，他说：新来的学生很多，为什么来?不是要点什么嘛?要什么?要职业，南开“货”，十成里有九成以上都就业了。(李冬君《张伯苓是怎样办南开的》)
南开的实业化教学，不仅培养本校学生，而且走向社会培训公众。为应对“当时全国知识界学问恐慌”、“改善国内教育气象”，张伯苓借鉴美国的社会办学力量和方式，开办暑期学校。
年7月至8月的暑期学校，共吸引黑龙江、广东、山西等地人报名，其中2名朝鲜学生，既有中小学教职员，又有中小学毕业生。所设课程开一时风气之先，授课名师云集：思想家梁启超主讲中等以上作文教授法，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北大教授胡适主讲国语文学史和国语文法概论，北大教授陶孟和主讲教育社会学，中华心理学会首任会长张耀翔主讲教育心理和心理测验，南开大学教授、教育心理学专家凌冰主讲儿童心理学等。
据胡适年7月31日至8月5日的日记，他在南开暑期学校上课六天，每天下午授两节课，时间各一个半小时，两班都有八九十人。热浪滚滚，忍不住吐槽。7月31日，“天极热，一举笔就汗出如受蒸煮”;8月4日下午上课，“热极了，一身衣服都湿透了”，当天，南开送来18个小时授课费元、旅费12元。(《胡适全集》，第29卷第-页)
南开年暑期学校的课程更丰富，大师更多。“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任公)，近代英文学(徐志摩)，教育社会学、社会学(陶孟和)，中学课程改造问题、中学训育问题(张仲述)，中国外交问题、中国民治主义(鲍明钤)，教育哲学、教育行*(査良钊)，广告学(孙儡)，会计学(郑钟珪)，近代西洋哲学(陈定谟)，中国外交史略(徐谟)，最近各种教育新方法之研究(高仁山)，三角大代数(梅月涵)，化学(刘骥夫)，物理(章辑五)，英文作文(李文渊、*肇年)，化学实验(李文渊)。”(《南开暑期学校课程》，《晨报》年6月26日)。
每逢周末，南开还组织学员参观天津的自来水公司、博物院、陈列所、造币厂以增长见闻。邓颖超五四运动时期在北洋女子师范读书，张伯苓兼任北洋女师校长(张锡祚《先父张伯苓先生传略》，第53页)，她又参加南开暑期学校，和张是师生关系，一直以师礼待张。
如果说蔡元培的北大，更注重培养学生的学术能力，那么张伯苓的南开，更注重培养学生的实用能力。在教育的价值选择上，张伯苓无疑工具理性重于价值理性。
南开如此实业化、应用化、技术化办学，当时教育界主管、主流有异议。有人认为南开有文学院不设中文系，是由于张伯苓自己文法不通，整个学校也“鄙俗不堪”;有人认为“张伯苓以实用为科学的重点，是把科学从崇高的地位拖到尘埃”;更有人认为南开用职业培训的方式办大学，“张伯苓只配做一个职业中学的校长，不配做一个大学的校长”。(梁吉生《张伯苓与南开大学》、储召生《“土货”校长张伯苓》)
即使在南开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例如批评张伯苓轻视人文学科的取向，据邢公畹教授载述：“张伯苓校长早年办大学，重理工而轻文史的情况很严重，有见地的又极受校长器重的化工系主任张子田教授，为此深感遗憾，乃至当面批评张校长，认为从一个办教育的人来说，这是一种破坏学术界‘生态平衡’的短见。”
张伯苓与时任教育部长朱家骅关系微妙，或多或少影响到教育部对南开的扶持力度。年夏，张伯苓呈报《南开大学复员计划》，拟复员后扩建为由5个学院、20多个系组成的综合大学。但教育部批复只同意设立文、理、工、商4个学院、16个学系，拟筹建的医学院和法律、新闻等系未获批准。
朱家骅视察南开大学时，张伯苓又要求特拨90多亿元法币经费，用于图书馆、教员和学生宿舍建筑等。然而教育部实际下拨的经费不及张伯苓申请数额的一半。他不免大失所望，对朱家骅颇有意见。(司徒允《逝去的大学
张伯苓之后，再无南开》)
有人推测，朱家骅不同意南开的扩张计划，是因其子在重庆南开中学违犯校规而被开除。这低估了朱的胸怀，也低估了张的能耐。朱不同意的主因大致有二：
其一，国力虚弱、元气大伤。经历14年抗战，百废待兴，处处花钱、处处要钱。国共内战即将开打，*费开支是个无底洞，教育经费实在有限，难以支持各校扩张。
即使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向曾任北大教授、学术引路人、*治庇护人朱家骅要经费，也是困难重重。何况从教育部核定西南联大三校复员经费预算看，给予迁移旅费70亿元、修建费30亿元法币，其中北大10亿、清华12亿、南开8亿(梁吉生《张伯苓年谱长编》，下卷第页)。三校不可能平分，以南开在三校中的规模和实力，获得8亿元不能说有亏待。
其二，对南开办学路径不认同。民国时期教育界有个潜规则：主导权长期掌握在北大手中，除了清华因丰厚的庚子赔款基金，财务自由度较高，其他高校皆受北大制约，南开也不例外。而在北大前任、现任校长和教授们眼中，南开属于职业技术学院，似乎显得功利和短视。
张伯苓极为器重的南开教授何廉，晚年在《何廉回忆录》中就认为：教育部对南开不肯特别行以方便，是由于教育界的派系因素在起作用。“南开作为一个大学和张伯苓作为一个大学校长，从未得到北大领导人的重视”，张伯苓“不欣赏自由教育，事实上在南开大学的课程表中看不出自由教育来，其定向是鼓励职业的、实际的和技术性的学习。”
人文学科在张伯苓治下的南开似乎不吃香，更难成气候。这不是南开独有的现象，也不是当时独有的症状。如今的大学，也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盛行，实用的、功利的学科盛行。大学中有多少教授、学生静心坐个八年十年冷板凳，做基础的、原创的学术研究呢?
施一公说：“当这个国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转的时候，我认为出了大问题。”的确是大问题，清楚表明现行的大学教育、收入分配、科研激励、社会舆论等机制都存在严重的偏差，从*治导向的极端走向金钱导向的另一极端，结局都是对健全人格的极大扭曲。
──学生自主化，人格教育、主体教育、示范教育、个性教育、团队教育。
独立思考，才有独立判断;独立判断，才有独立选择;独立选择，才有独立担当。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度，如何进行自主办学，如何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是个天字号的超级难题，至今没有很好解决，挑战一代代中国大学校长们。南开的“五个教育”，做了有益的探索。
其一，人格教育，以诚为首。
德育是张伯苓的教育理念之一，人格教育又是德育中的重中之重。他强调“教育范围，绝不可限于书本教育、知识教育，而应特别注重于人格教育、道德教育”，明确提出了“以德育为万事之本”的命题。
他进行中外比较研究，发现存在巨大差异。凡外国人的举止皆透着自信，而中国人则自信全无，中国人口众多、历史悠久，却受外国人发号施令。他反思原因在于，“决定国家价值和实力的不是人口的数量，而是公民的意识、活力、创造力、自信心和凝聚力。发展个体素质，培养强壮活跃的生命，也即健全的人，这就是我要寻求的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救国强国的唯一之道。”“教育家的任务不仅仅是传授知识和方法，更重要的是树人，培养学生具有自尊、自爱的意识，从而推动他们感受、珍惜、维护祖国的尊严。”(张伯苓《中国之国民教育问题》)
年南开入学新生开学典礼在秀山堂举行，张伯苓发表演讲时谈及人格教育：“开办大学之目的，在使学以致大，学以易愚，学以救国，救世界。学能求真理，又能改善人格。”进一步强调大学承担人格培养的责任，学生需有五种善行：“一立志，二敦品，三勤勉，四虚心，五诚意。”
其中，“诚”为南开人格教育的核心。他说，“诚之一字，为一切道德事业之本源，吾人前途进取应一以是为标准”，“望诸君明徵学理，细味不诚无物之言”，“既深知之，即力行之”。(《作事应以“诚”字为标准》)他坚信，“如果公，如果诚，事就能成功”。(《南开的目的与南开的精神》)希望将南开学生培养为“真诚、无私的领导者，使他们能够解决中国乃至世界所面临的巨大的问题”。(《为了中国的民主而奋斗》)
年6月9日，79位旅美南开校友庆贺张伯苓荣获哥伦比亚大学名誉博士学位，补祝其七十寿庆。南开校友老舍和曹禺合作并在席间朗诵贺寿诗。“知道有中国的，便知道有个南开。这不是吹，也不是嗙，真的，天下谁人不知，南开有个张校长?!……他会把成千上万的小淘气儿，用人格的熏陶，与身心的教养，造成华盛顿或不朽的写家，把古老的中华，变得比英美还更棒!”虽有溢美之词，却能反映张伯苓对南开的杰出贡献、校友对老校长的真挚情感和心声。
其二，主体教育，自觉自治。
他既尊重学生主体意识，“研究学问固然要紧，而熏陶人格，尤其是根本”，要“学行合一，行做人之道”;又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做主人就要独立，要自主，要负责任”。鼓励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提升，“使学生自动自觉，自负责任以求上进。”特别注重“引导学生之自动力”，促使学生理解“自动”精神的极端重要性。“一切事，不使学生专仗先生去推。当认清理解，自己去行，意在造出一班自动的人来。”(张伯苓《南开学校的教育宗旨和方法》)
早在年1月，他在一次例行的修身讲演中提出，南开学校教育的宗旨：“造就将来通力合作、互相扶持，成为活泼勤奋、自治治人之一般人才。”*钰生指出，“在伯苓先生的教育思想中，自动、自觉、自治、自主、自创占有重要地位。而且这‘五自’的每一个‘自’，都是一种能力”。(*钰生《张伯苓教育言论选集序》)
美国公使在北京告诉张伯苓一件怪事：“国人近来能得钱者，发财后多退入租界，是诚可耻之事，而舆论亦不攻击，甚有争相仿效，以不及为可辱者，真是怪事。”他见怪不怪，认为这是“国民的社会自觉心，Socialconsciousness未长起来耳。”如今中国没有租界，不少发财的中国人更干脆，琢磨着移财、移居、移籍发达国家。
民国时期，各路*治势力渗透学校，青年学生血气方刚，关心时*国事，学潮不断。南开也不例外，所幸学生能及时从自发学潮中，自觉察错，自行反省，自主补救。年10月，张伯苓在南开建校二十五周年纪念会上说：“近来大学、中学的两次风潮，全是学生自己引起，而自己察觉出自己的错误，能够立刻自己来补救，这就是有自觉自治的精神。”
其三，示范教育，师长身教。
人格教育需要师长的示范和感化，正所谓言教不如身教。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张伯苓强调教师的人格示范和感化作用，常说：“正人者，必先正己，要教育学生，必先教育自己。”
他在一次教师会餐讲话时说：“任教者当注重人格感化。人格感化之功效，较课堂讲授之力，相去不可以道里计。”每逢周三的“修身课”，他经常邀请校外专家名流，或自己对学生作深入浅出的报告，讲授为人、处世、治学之道。例如，他不厌其烦带着一把筷子登上讲台，向同学们做一根筷子一折就断、一把筷子百折不断的演示，说明“分则弱，合则强”的道理，揭示团结可以拯救危难中的中华民族之真谛。(邓丽《张伯苓：德育为万事之本》)
他与学生一起戒烟的故事流传甚广。有一天中学的修身班，他看到一个姓王的学生，因为吸烟过多，手指被烧得焦*，就说：“看你抽烟抽的，手指都烧成那个样子了，吸烟对青年人身体有害，应该戒除了它。”学生回答：“先生你不也是抽烟吗?怎么说我呢?”他当即唤校工将他房间几大盒吕宋烟全部拿来，当众折了，扔在污水桶里。说：“从今以后，与诸位同学共同戒烟。”他自此果然终身不吸。(张锡祚《先父张伯苓先生传略》，第32-33页)
当时社会风气不佳，国民精神颓废，又有早婚多育、儿孙满堂的传统。南开附近是天津有名的三不管地带，*场、妓院很多，南开学生的家境普遍不错，为免学生沾上恶习，南开建校伊始，就严厉禁止学生酗酒、吸食鸦片、*博、早婚、冶游(嫖妓)等行为。凡有违犯，一律退学，绝不宽恕。
南开学生视张伯苓为南开家族的“族长”，在精神层面上隐约还有“共父”的心理认同。“校长张伯苓是宗教式的大家长型人物，是我们敬佩服从的对象。在当时礼教的影响下，青年人以亲生父亲为反抗对象者也不多见。”(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45页)
第四，个性教育，宽容多元。
年11月23日，南开中学为限制学生旷课制定新章程，引起少数学生不满，到校长办公室“集众请愿，肆行要挟”，对负责接待的张彭春“怒目相待，出口恶言”。
张伯苓一早去南开大学，不在现场，事后获悉非常灰心、非常失望。认为“学生有此种越轨行动，无施行教育之可能”，当天即向南开董事会辞校长职务。校董会坚决不同意他辞职，学生也不愿意。“全体学生深自悔悟，今日各班复公举代表来舍，作恳切之挽留，睹此情形，师生合作似尚可能”。
他11天后才决定照旧供职。复职校长后对“这次风潮主动人，我决不加以责罚，希望他们能自己觉悟，悔过自新!”，“再要发生，定严办不贷!”(详见张伯苓《致董事书》，年11月23日;《辞职布告》，11月24日;《复董事书》，12月3日;复职演讲《学校是大家的学校》，12月5日)
年南开中学高中毕业考试，严重偏科的谢邦民面对物理考卷，一筹莫展。他文采斐然，但数理化成绩实在不能恭维，胞兄谢邦杰却是南开理科的学霸，此后成为世界抽象代数的泰斗。谢邦民不屑于玩小动作，只好交白卷。在试卷上填词一首调寄《鹧鸪天》，与物理考题没有半毛钱关系：“晓号悠扬枕上闻，余*迷入考场门。平时放荡几折齿，几度迷茫欲断*。题未算，意已昏，下周再把电、磁温，今朝纵是交白卷，柳耆远非理组人。”(萨苏《魏荣爵院士趣事：小才子遇到了大才子》)
按照南开校规，主课一门不及格且补考不及格者不能毕业，只能肄业。谢邦民清楚自己的物理水准即使补考也悬，心情沮丧可想而知。但完全出乎他的预期，交白卷上去竟然得分60!
原来评卷的物理老师魏荣爵文理贯通，是清代著名学者魏源的后裔，中国声学专家，后任中国科学院院士。在试卷上也赋打油诗一首：“卷虽白卷，词却好词。人各有志，给分六十。”谢邦民因而幸运毕业，考入西南联大法律专业，再留北大任教，建国后任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一个才华横溢的偏科学生，在南开被识才惜才的老师放了条生路。
南开校友温家宝赞赏老校长的自主办学和个性教育。年8月22日，他在国务院第四会议室邀请教育专家就基础教育问题举行座谈会，华东师范大学叶澜教授发言建议进一步落实办学自主权。他插话：“我总举这个例子，南开的张伯苓自主办学时，学校就非常兴旺。”
年10月25日，温家宝回到阔别51年的母校南开中学，在讲话中又肯定：“张伯苓先生自创办南开之日起，就善于借鉴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紧密结合中国国情，坚持自主办学，重视教育改革和创新，提倡个性教育和多样化教育，推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努力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
第五，团队教育，知行合一。
张伯苓痛心“我们中国，人民虽众，只是一盘散沙，人各为己，凭什么力量能与外人抵抗?”“觉中国至深之病，实不在个人之没有能力，而在个人之缺乏合作精神。”所以他认为“我们中国现在实有训练团结的必要”，“要使人民有组织的能力，合作的精神，负责任肯牺牲，没有名利之思，不做意气之事，什么事都以国家为前提，如此人才，将来组织*府，才能使*途清明、*治稳固。”(张伯苓《今后南开的新使命》)
年10月17日，南开校庆四十周年，抗战即将胜利。他豪情万丈，鼓励南开人精诚团结，奋发图强，将南开建成与英美名校并肩，为校争光、为国争光。“务使我南开学校，能与英国之牛津、剑桥，美国之哈佛、雅礼(注：今译耶鲁)并驾齐驱，东西称盛。是岂我南开一校一人之荣幸，实亦我华夏国家无疆之光辉也。”(张伯苓《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70余年后，这段名言仍然鼓舞南开人励志前行，不敢懈怠。
南开通过丰富的社团组织、多元的社团活动，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南开学校为训练学生做事能力、服务精神，并培养社会领袖人才起见，鼓励学生自动组织各种社团，通力合作，团结合作。”(张伯苓《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
他倡导的“四育”(德智体群)中，虽然没有美育，但从未忽视，深感“寓教于乐”、“寓德于美”的重要，而且把戏剧作为施行德育和美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认为话剧是一种“创办教育，造就新人才”的好武器，提倡话剧最初目的是“练习演说，改良社会”，“戏园不只是娱乐场，更是宣讲所、教室，能改革社会风气，提高国民道德。”
年，他考察欧美学校，就颇为欣赏其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他家学渊源，父亲张久庵晚清时放弃科举仕途，着迷于乐器尤其擅长琵琶，被天津人誉为“琵琶张”。他耳濡目染，从小爱好、欣赏音乐;胞弟张彭春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文学戏剧系。
张氏兄弟热心推广，支持师生组成话剧团，南开的戏剧在全国学校中独树一帜。周恩来、曹禺都是南开新剧团的主要演员，“众所周知，南开早期话剧中周恩来扮演女性角色。”(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42页)张伯苓还亲自挑大梁，早在年，他就自编、自导《用非所学》一剧，并饰演主角，“它挞伐了封建制度，也警示一些读书人休要与那个社会同流合污。”(沈剡《温馨的回忆》)
师生同台演活剧，在那个年代是特大新闻，弄得天津城沸沸扬扬。支持者称其为“话剧第一人”，“守旧的学究人物纷纷出来指责张有失体统，有悖‘师道尊严’，他一笑置之。”(梁吉生、张兰普《张伯苓画传》，第74页)
──经费社会化，学校私立而非私有、教育不能赢利。
衡量大学排名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校友捐款。年春，南开校友总会发起“伯苓四七奖助基金”运动。原定目标是40加70，募款万，取庆祝南开四十周年与张伯苓七十生辰之意。募捐结束统计，总额竟超过万元，创造当时国内教育捐款的最高新纪录。(张伯苓《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可见南开和张伯苓在校友中的强大号召力!
张伯苓创办的“南开系”，既开创了中国近代私学教育现代化管理的先河，又探索了中国近代私学教育社会化募捐的模式。南开主要通过社会捐资和扶持创立、发展、壮大。他多次指出南开学校“私立非私有”，强调“学校不是校长的学校，是大家的学校”，南开的发展“无一非社会人士之赐，社会实可谓为南开之保姆，而南开实乃社会之产儿。”这种以社会捐款、校友捐赠为主要经费来源的办学模式，正是当今世界名校的办学通例，百年前的南开已成功实践。
南开的管理完全采用现代企业通行的董事会制。董事会有9名董事，统管重大校务，职权有：筹募经费、议决预算、审查决算、聘任校长、制定学校章程及变更、颁发学生毕业证书及授予学位等。
南开大学在年筹建时，就设有董事部(校董会前身)，涵盖实业人士、*府要员、社会名流、知名学者。捐资创办南开者，如严修、徐世昌、王益孙、范静生、李秀山等，曾任校董;学界和社会名流，如蒋梦麟、胡适、丁文江、陶孟和、吴达诠等，也曾任校董，类似企业的独立董事;李组绅、范旭东等大商家，曾任院系所董事。为稳固校董会与学校的关系，年颁布《私立南开大学章程》，明确校董会的具体组成、任期(李向阳、高磊《老南开的建章立制传统》)。
“南开”之名就源于捐赠。年，天津邑绅郑菊如捐津城水闸旁空地十余亩，建南开校舍。因此地位于德国人汉纳根开设的大广地皮公司界内，起初不肯相让。张伯苓几经交涉，终于答应将郑菊如所捐之地，置换成电车公司旁一块空地。
这块空地位于天津城西南的开洼地带，天津人称洼地为“开”，故名“南开”。年秋，私立敬业中学堂由严宅迁入新校舍，因所在地名改称“私立南开中学堂”。年，天津市设南开区，因区内南开大学而得名。这段先因地名校、后因校名地的佳话，也是对张伯苓最好的纪念和肯定。
私人办学，最怵的是“经费关”。民国之初，时局动荡，*阀混战，兵荒马乱。国立大学教授的薪水经常不能及时足额发放，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没有出席中共一大，主因就是参与领导教职员工维权讨薪。年6月3日，北京各校教师学生千余人到国务院请愿，遭到*警殴打。“北大校长蒋梦麟受伤不能行动，法专校长王家驹、北大教授马叙伦、沈士远头破额裂。血流被体，生命危在旦夕，李大钊昏迷倒地，不省人事。”(《晨报》，年6月5日)
私立的南开办学经费捉襟见肘是常有的事，却能维持运转甚至持续扩张，简直就是一个奇迹，张伯苓功不可没。他一直奔走四方，忍辱负重，凭借非凡的人格魅力、坚韧的救国信念、上乘的教育质量、高超的交际艺术，乞天下之财，求教育独立，谋南开自主。他曾说：“四十多年来，我好像一块石头，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向前滚，不敢作片刻停留”;“我深信石头会愈滚愈圆，路也会愈走愈宽的。”(侯杰、秦方《张伯苓》)
年1月，寒冬腊月，严修、张伯苓就在北京六味斋约蔡元培、胡适等小酌，征询如何新建南开大学的高见;又去太原、南京、保定等地拜访各省*民长官及教育当局，请求捐款助学。他不知坐过多少冷板凳，挨过多少白眼，但从不灰心。他说：“我虽然有时向人请求捐款时，被拒之门外，的确有辱颜面，但我并非乞丐，我是为兴办教育而化缘，并不觉得难堪。”(张锡祚《先父张伯苓先生传略》)
张伯苓是个声名远播的社会活动家，只要对南开有利、对救国有利，无论大事小事，都乐此不疲。据不完全统计，年至年，他的催捐函电超过次，不少是帮助其他组织或个人;出席与南开没有直接关系的会议多场，各类讲演、报告、讲话次;社会职务个，大到国民参议会副议长、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长，小到“未能归家学生组织暑假乐群会”名誉总干事;曾是中国另外28个学校的董事或董事长;社会职务涉及领域甚众，包括教育、体育、宗教、文化、外交、禁*、废娼、防灾等。(储召生《回望大家：“土货”校长张伯苓》)
毋庸讳言，南开很多经费来源于*阀捐款。有能力捐款者往往是*阀和*客，其中不乏声名狼藉之人，甚至双手沾满鲜血之人。张伯苓不喜欢权贵，也没有兴趣成为权贵，却不排斥权贵资助南开。
李冬君在《从孔夫子到张伯苓》中列举*阀的部分捐款情况：南开新校建设费，前大总统徐世昌等人捐助银2万6千两;津籍江苏督*李纯(字秀山)去世前立下遗嘱，以家产之四分的万元，捐给南开大学作永久基金;张学良认捐南开大学基金20万元(注：未完全兑现)。“据统计，南大在初创时*阀官员总共捐助达多万大洋，其中，财务总长周自齐捐款4万元作办学经费，北洋*府大总统徐世昌捐款元，江苏都督李纯捐款元等。”(梁吉生《张伯苓与南开大学》)
南开大学成立时，李纯督*祝词提及的捐资*阀和*客就有8位之多，“自两先生(注：指严修、张伯苓)计划书出，黎前总统、冯前总统、徐大总统、曹督*、阎督*、孟督*、陈督*、曹省长莫不起而赞成。”这些都是李督*平级或上级，“省*级”以下将官未列入。
尤其让人眼睛一亮的是，袁世凯虽然逆历史潮流，窃国称帝，袁家资助南开却毫不含糊。袁世凯捐助一万元建南开礼堂，故以其字慰亭命名为“慰亭堂”;美国洛克菲勒基金团决定捐助南开大学25万元，条件是本国配捐一半，袁世凯的婶婶袁太夫人闻之，即命其子袁述之认捐7万;“思源堂”为南开实验楼，是袁述之母亲捐银10万元建筑的，“思源”有“思袁”之意。
袁家如此力挺，也是知恩图报。当年，袁世凯得罪摄*王载沣以脚疾归乡时，严修为袁抗辩未果，愤而辞官。袁家感激严修，大凡南开之事，都积极参与。年12月，张伯苓在袁太夫人追悼会上慨言：“袁太夫人所受教育，本无一般新女子之多，然其教育子女服务社会之精神，则或为一般妇女所不及。”(《南开周刊》第79期)
要钱难，不弯腰更难，既不弯腰又要到钱难乎其难。为了南开，为了师生，他经常出入各个“衙门”与*阀*客们扯皮找钱。他常说：“教育机构的账上应该是赤字。任何学校当局若在年终银行账上有结余，证明他是一个守财奴。因为他没有能利用这些钱办件好事。”(胡适《教育家张伯苓》)
人们都在背后取笑他：“这个化缘的老和尚又来了。”他不以为苦，反以为荣，曾对学生戏谑：“我们这个学校，全靠别人的帮助，我好比是大和尚，你们是小和尚，可以打听打听，哪一家出血，我领着你们去化缘。”(周利成《张伯苓的三次“失策”》)
有些学生不以为然，劝校长不要“官僚*阀、土豪劣绅的臭钱!”，认为有损南开的清誉;更有些人恶语相加，说“张伯苓办南开，用狡猾的手腕，向人募款，请人做董事”;还有人说“张伯苓办南开是沽名钓誉”(曲有诚《南开学校二十周年纪念之真意义》)。张伯苓大度而生动地回应：“美丽的鲜花，不妨是由粪水浇出来的。”
民国*阀们大老粗居多，其中竟然还有一批人尊敬文化，资助教育，对张伯苓有信心，以个人捐资但不干预他办学。当然，也不能把*阀们拔得太高。捐款人并非个个是善类，有人想以捐款把南开变成教会学校，有人提出苛刻附加条件。对此，严修、张伯苓明确表示，接受捐款绝不能有先决条件而受制于人(梁吉生《严修、张伯苓与南开大学的创建》)。何况*阀主业是忙着打仗抢地盘，还没有心思控制知识分子，没有精力对学生洗脑。天下一统后才会琢磨唯我独尊，江山永治。
张伯苓虽然常向*阀和官僚募捐，却清醒地知晓指望他们救国不靠谱，“将来中国之希望，纯在人才之多寡”，“今吾中华民族所最缺乏者，能引领全族出此迷津之领袖。南开大学即造此领袖之所望。”他将*阀*客们很多来历不明的脏钱、黑钱甚至是血钱，投入南开做公益教育，正本清源，培养救国和建国人才。南开可以说是”当时中国办得最成功的一个‘公益项目’”(杨桂青《教育现代化背景下看张伯苓教育思想的价值》)。
办学经费紧张，解决思路无非两个：一、向外开源;二、对内节流。南开“因系私立，经费少，用费务求其省，效率务求其高”，机构设置、人员配置都很精干。南开中学成立时只有职员5人，第二年总数也不过7人，很多工作请学生兼任，年仍控制在30人内。20世纪30年代初，规模相近的大学，其职员大都多于南开大学。据统计，年，国立大学职员与学生比为1∶8.6，而南开大学则为1∶14.6(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南开大学校史(-)》)。
南开经费除了募捐，还有自营收入。据南开第20年度经费收支状况表，学校收入款项分为五大项，其中三大项为自营收入，这一年的租息及杂项收入，竟然超过学费收入的三分之一。南开生源充足，“每次招考，报名者辄四五千人，而取录有限，欲入者众，学校每苦无以应付。”(张伯苓《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
20世纪20年代前后，南开的学费标准是每年60元，宿费每年30元;相对于当时生活水平，收费不低;相对于南开的实力口碑，收费不高。张伯苓的可贵之处在于，不盲目扩招敛财，确保南开的教育质量。试问如今大学校长有几人?
年至年，南开大学在校学生总数维持在二三百人之间;年至年，学生总数维持在四百余人。南开大学按当时的办学条件，可以轻松扩招名学生甚至更多，但张伯苓决不以赚钱为办学目的。年，他对教育部视察员说，“南开在十年内，大学生决不扩张至五百名以上，庶良好之校风易于培养，而基础可以稳固也。”直至年，“南开系”包含大、中、女、小、渝五部，在校生也才四千余人。
南开很快凭实力和质量，在*府、社会、家长中确立口碑和地位，南开大学成立短短15年左右，已成为中国最著名的综合大学之一。当年，天津民间流传着一句新谚语：“天津有三宝：永利、南开、大公报”(韦启良《张伯苓：把科学从崇高的地位拖到尘埃》)。“永利”指年由民族资本家范旭东和化学工程师侯德榜创建于天津的永利制碱公司，为民国时期中国规模最大的私营化工企业;《大公报》指年英敛之在天津创办的民营报纸，为全国主流媒体。
*府教育主管部门也赞赏有加。年北洋*府时期，教育部派员刘百昭视察南开学校，评价甚高：“就中国公私立学校而论，该校整齐划一，可算第一”。南京国民*府时期，教育部考察南开大学后，评价依然甚高：“为私立学校之中‘成绩卓著’者”。
如此赞誉，张伯苓也不矫情，念念不忘以此作为募捐的理由。年3月，他说“京沪一般对本校印象甚好，教育当局亦认本校为私立学校之中‘成绩卓著’者，只要他们说好，要钱就不愁没词了。”(《南开周刊》，第80期)他又对孩子们说：“在今日的中国社会里，人们在不断的升升沉沉、上上下下，从民国以来，声誉和事业能天天随着时代不停的长的，惟有我和梅兰芳先生。”(张锡祚《先父张伯苓先生传略》)
年6月4日，哥伦比亚大学第次毕业典礼上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代理校长费肯藻博士致颂词：“设立学校，作育人才，全国景仰，举世推尊;五十年来，献身于教育事业，培植青年，改造中国，一心一德，始终不渝;实乃民族信念的象征。”年11月，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名誉学位委员会举行会议，建议校长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
张伯苓七十诞辰时，他在美国的一些朋友写了十多篇文章，编成文集《另一个中国》(ThereIsAnotherChina)。年由哥伦比亚大学皇冠出版社出版，燕京大学前校长、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撰写导言，他说：“我和张伯苓的友谊是我在中国最感到满意的一件事”;“办私立大学，张伯苓是一个拓荒者”、“开创了私人捐资兴办大学的新范例”;“如果没有他积极主动的精神、丰富的想象力和不知疲倦的努力，是不可能成功的”。（未完待续）
“燃志之师”张伯苓：“中国不亡吾辈在！”①
“燃志之师”张伯苓：“中国不亡吾辈在！”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