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铮。图/受访者提供
3月15日，在新学期开学近一个月后，北大附中终于迎来新校长，此时，距离前任校长王铮被免职已经过去了三个月。
公开资料显示，新校长由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委书记马玉国“空降”，他是个“70后”，今年刚好50岁，具有丰富的教学和管理经验，而且担任多年山东招生组组长，和各地中学有密切往来。
在新校长任命会上，马玉国表示，北大附中校长这一岗位“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心里也曾经有斗争”，但在决定“接受这个挑战”后，他表示，未来，要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以实实在在的成绩回应孩子们的努力付出，回应家长和社会的期待。”
新校长到任之际，在北大附中内部，一些变化也正在发生。家长提出要增加早读，艺术、体育老师从明年起会减少，关于是否要恢复班级和班主任，一些传言也在流出。而对这所充满争议的改革名校的未来，现在还没有人能说得清。
王铮和他的北大附中改革
本刊记者/霍思伊
发于.2.14总第期《中国新闻周刊》
年12月14日，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简称北大附中）校长王铮被免职。按照任期，他原本还可以干到年6月。
从年起，王铮就在深圳中学（简称深中）进行教改，年4月，他来到北大附中继续改革，有人称这是深中改革的2.0版本，更加激进，也更加完整。伴随着近20年的改革，王铮身上被不断贴上各种标签：走班、书院制、自由恋爱、高考是一场游戏……在家长们眼中，这些新名词充满危险；孩子们把它当成诱人的果子；一些教育家认为这是一场乌托邦，在他们眼中，在以高考为轴心的中国教育现实下，只有两种高中：衡水中学，和衡水中学的变种。
北大附中改革，是否真的只是一场持续了12年的“乌托邦实验”？
自由的边界
很多老师还记得，王铮在北大附中召开第一次全校教职工大会时说，我们用班级把孩子给禁锢住了……一个班主任把所有的事都管起来，学生是否会度过愉快的三年，完全取决于是否遇到一个好的班主任，有很强的偶然性。学生的社交网络也就只限于这四十几个人……
在王铮的改革中，他先是取消了班主任和高一、高二的年级组长，接着又正式取消行*班，实行单元制，高一、高二学生被分配入六个“单元”。单元与班级的最大差异是跨年级，作为一种比班级更庞大、松散的组织形式，单元为学生提供了更大的交往和活动范围，致力于在学生群体中形成“社区”的概念，其核心理念是“学生自治”。
刘周岩是北大附中改革后招收的第一届学生。年9月，他进入附中就读，首次接触到“单元”“走班”、开放选课等概念，觉得新鲜又刺激。但他没有体验过真正的“走班”，因为多元化的课程建设需要时间，在改革前几届，学生课表仍大体相同，因此，外界一度指责附中改革是“形式主义”。刘周岩也指出，虽然名义上的班级取消了，但因为总是有固定的同学一起上课，相当于还有“班级”存在。但和小学、初中时的行*班相比，由于班主任的缺位，班集体彻底消失了，每个学生不再置身于传统的集体中，而被抛入一个更大的单元集体，在这里，学生们只有同伴，没有老师，每个人要对自己负责。
成人权威让位于学生自我管理，这是王铮在北大附中构建的一种新秩序。实际上，在正式改革前的最后一个暑假，王铮就着手在物理空间上瓦解传统秩序。他把面向走廊的墙砸碎，换成大面玻璃窗；将两间教室合为一个大开间，改造成单元活动室。这里是各单元学生的独立空间，老师没有权限进入，由学校拨给一定经费，学生自己装修，决定墙壁的颜色、沙发的品质和桌椅的摆放方位。与此同时，他还拆掉讲台，搬走教室里面目一样、朝向前方的桌椅，换成更适合讨论的圆桌和菱形桌。一些老师认为，真正的改革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没有人管我们了。”刘周岩说，以前，凡事都要看班主任眼色，他如果喜欢你，你这三年就会过得很舒服，于是大家都想努力获得他的喜爱，不被喜欢的孩子就会自卑。而班主任的喜好或决定，往往是主观的，或者跟着成绩走。“比如，中午能不能下楼踢球，校规里根本没有写进去，但如果班主任不喜欢，那就是不对的。”他说。
从年6月起，北大附中改革进入第二阶段，实行学院制，设立行知、元培、博雅和道尔顿四大学院，分别开设不同类型的课程，行知负责高考方向的常规课程；元培针对竞赛生，开设难度更高的“荣誉课程”；博雅早期只针对出国学生，教材以阅读经典文献为主，后来面向全体学生开放，开设了一系列通识人文类课程；道尔顿则负责国际部学生，独立招生。
改革早期，单元和学院是绑定的，一旦学生选定了高考、竞赛或出国等不同方向，就只能选修对应的学院课程。年7月后，北大附中的单元改名为书院，并从年起，书院和学院彻底脱钩，学生的生活体系和课程体系成为两个完全平行、独立的结构。书院是一个纯粹的生活共同体，共有九个，学院则是课程建设单位，现在，几乎所有课程对各个书院的学生都开放，选课的自由度进一步提高，高考色彩被弱化，这标志着北大附中的书院制改革走向成熟。
王铮指出，书院内各项事务均由学生自主管理，学生置身其中，会经历解决纠纷、合作研讨、谈判妥协等这些未来人际交往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多位受访学生表示，长期处于投票、选举等自治环境中，逐渐意识到“自己不是一个局外人”，在进入大学后也更关心公共事务，愿意发出自己的声音。届毕业生张雨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参与书院自治，让她在高中阶段就培养出对自己人生的掌控感。
但这种模式并不完美。董豪泽很快就发现，在多人的书院中，积极参与书院事务的学生可能始终只有30人左右，大多数学生参与积极性低，开议事会时打游戏、玩手机、写作业的情况很常见。
刘周岩回忆说，让学生管理自己的理念很美好，但其实没什么需要自治的事。“我们需要决策的最大的事，可能就是活动室能否吃外卖”。在他看来，学生自治有时流于形式。“我们装修活动室时，有一个桌腿装错了，每隔一段时间，桌子就会塌。我作为高一的单元自治会主席，主要的工作就是把塌了的桌子重新安回去，这也是自治会的写照。”他这样形容。
王铮的改革观念从何而来？据深中学生自办杂志《涅槃周刊》记载，年，王铮携一支由深中中层干部组成的访问团参观了新加坡的莱福士书院。正是这次访问，让王铮带回了“单元制”。
成立于年的莱福士书院是新加坡最古老的中学之一，李光耀就毕业于此。进入书院的1~4年级生会被分入五个House，每个House都由学生委员会领导，并拥有各自的身份标志、对应颜色和吉祥物。学生通过参加校际活动为他们的House赢得积分。事实上，House的概念最早来自英式私立学校，在欧美并不罕见，因此，一些评论认为王铮的改革理念只是个舶来品。
多位受访老师则认为，王铮的单元或书院制改革，是其自身改革理念的自然推演。王铮高中就读于北大附中，年从北大物理系毕业后，回到北大附中任教，并在年时成为副校长。年，王铮南下深圳，筹办北大附中深圳南山分校。一些老教师还记得，他在去深圳之前就说，中国教育的最大问题就是班级。年3月，受深圳市教委邀请，王铮又“空降”深圳中学校长，开启了深中改革。在深中，他取消了班主任和班级制，实行单元制和导师制，学生开始“走班”，当时招致巨大争议。
并不是所有学生都能适应这样高度自主的教育模式。
刘周岩发现，在新秩序下，人际关系的那层“安全网”没有了。当学生被忽然抛到班集体之外，在更开放、松散的人际结构中，缺乏归属感，孤独、失落和自闭，是很多学生的“症状”。而在传统的班级关系网下，即使并非出于完全自主，也会和几个同学形成稳定的关系网，或者被班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