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毕业四十七载，我们大都年过花甲直逼古稀，各自为工作、为生存、为家庭、为儿女，甚至为儿女的儿女而操心忙碌一生，身姿不再挺拔，皱纹爬上面颊，黑发开始变白，当年读书时的那份青涩和单纯早已无影无踪。
可无论如何，那近三年的高中阶段，都是我们人生中的一段美好时光，因为那时的我们正处在一个充满朝气、阳光明媚的年龄，因为那时我们的天由父母顶着，没有生存之忧，没有竞争之患。所以，尽管物质上并不丰富，可大家无忧无虑，对未来充满着美好憧憬和期待。
虽然年代久远，高中时代的许多事情慢慢模糊起来，但夜深人静之际，脑海中偶尔还会零零碎碎的闪现出当年的一些场景，恍惚间自己又回到了那年那月的学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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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学校招生都是秋季，可我们那届高中生却是在春季招生，因为那是一个特殊年代，全国高中停招已有七年之久。初中生毕业后要么回城待业，要么回农村种地。
高层已经意识到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基层各行各业需要知识青年，大学更需要从高中生中选拔新生。时不我待，当时的教育部门用如今的话来说就是“创新”招生机制了，打破常规，不再等到秋季，而是立即招生。
年的1月底2月初，竹港公社将招生通知传达到各大队，由生产队和大队推荐出考生，然后参加学校统一组织文化考试，按考核成绩择优录取。
我初中毕业已两年，所学的原本就不系统不完整的知识差不多在战天斗地的劳动中大都已还给了老师。所以，尽管考试前和同村另一同学一起进行了紧张的复习，死记硬背了一些政治类题目，重温了初中的正负数四则运算和“初级”方程的计算方法以及应用题解答等。语文方面还无从下手复习，反正就凭已掌握的基础知识碰碰运气。
签于对考试结果的信心不是那么太有把握，于是找了正在该校读高二、我的初中好友沈群同学。他倒是两肋插刀，表示一定帮我努力一下，问了我的准考证号码，找到学校负责文艺宣传队的冯老师，帮我吹嘘了一番：说我是大桥中学和国光大队文艺宣传队的一把好“主胡”。老实说，我确实会拉二胡，演奏水准在村镇这一级还算过得去，但真说不上什么“主胡”，只有专业剧团的乐队才有“主胡”之说，说白了用我们当地农村的话说就是“会拉翁子”，如此而已。
果真，考试那天，沈同学领了位老师到窗外闪了一下。不久后，我如愿进入竹港中学高中部成了三班的一名新生。所以，无论沈同学和冯老师的这番相助是否是我进入高中的关键，我都应记住这份情谊。后来，我进了学校宣传队，基本没让冯老师失望。这件事可算我人生中的一次走后门经历，好在没有利益输送，还不算太恶俗。而且还可从另一个角度解释，“内招”的特长生啊，啊哈！这样一想，心中也就淡然了许些。
我们三班同学的组成可谓来自“五湖四海”，有本公社的，也有外公社的；有本地的，还有苏南无锡的；有应届的，也有往届的；应届生中又差不多来自四五所初级中学。
开学第一天，班主任陶永华老师为我们建立健全了班级组织，从小组长，到正副班长以及学习、劳动、宣传、体育等各大班委。我很荣幸地当了一名小组长，职务虽低，但大小算是个“官”了，主要工作就是帮老师收收发发本小组的作业本。按理说，有此良好起点，就能争取不断进步。但我却沾沾自喜，不思进取，一直到毕业都滞留在这个位置上没挪半步，未能进入更高层的班级领导班子。当然，也没有任何贪腐违纪行为而被削职，但我仍要不由自主地感叹一声——乌乎！
班干部有王干银，杨保凤，朱正涛，顾志华，应该还有一两位，一时想不起来了。
我是往届生，年龄相对较大，与年龄小的同学可能要相差2-3岁，当时个子偏高，所以座位安排在偏后位置的倒数第二排。我的同桌是沈才美，后面是陈天同和王正存；前面有沈谓鹏和仇汉金，再前面是吴从发吴从安二兄弟。殷明的位置在我的左侧的另一小组。我们这几个人因座位相邻或相近，所以平时接触与交流也比较多，相处也还不错，做完作业后常常相互核对一下结果，结果若完全一致，那就会非常开心。
第一次上语文课，走进来一位仪表堂堂的青年男老师，皮肤白净，脸形四方，大眼浓眉，一头黑发梳理着蓬松而考究的发形，不知同学们是否还记得，他可能叫丁昌华。估计是文科生专业，板书虽不漂亮，但讲课有一套，很老练，声音也宏亮有力，似乎人也很有个性，应该是个青年才俊。但不久后就不知调动到哪儿去了。
到了高二的时候，更是来了位十分了得的语文老师，据说是无锡某大学的讲师，教我们高中生那就是小菜一碟呀。为我们上第一课的那天，随着上课钟声的响起，这位徐老师竟然没带书本，而是背着双手，仅指间夹着一支粉笔，就从走廊上从容走来，大步迈进教室。一番简短的自我介绍后，在黑板上大大地书写了“语文”两个大字，然后从“语”和“文”的原意，到“语文”成为一门课程和名词，以及我们今后应当如何学好这门课程等各个方面，由浅入深，深入浅出，说得有条有理，头头是道。在他那滔滔不绝侃侃而谈的演说之中，一节45分钟的课不知不觉就结束了，可我们听得还是意犹未尽，总之，他让我们再次知道了语文课的重要性。
后来在讲某篇课文时涉及到一个“推敲”的名词，他不仅解释了该词含义，更是重点讲述了该词的来历——一个名叫贾岛的书生与其诗句“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的典故，很有意思。
还是在读高一的时候，我见识了一位名叫宣锐的政治老师的风采。高高的身材，笔挺的身板，有形有款的发式，合身得体的穿着，一板一眼的腔调，很有点军人姿态，但却从不训斥学生，非常好。一手板书那可不是一般的漂亮，而是相当的漂亮。
还有一位象邻家小哥般的王姓数学老师，他讲课的特点是开门见山，直截了当，没有垫铺和渲染，直接做题解题，对学生也很温和，感觉他就是一个刚出校门不久的大同学。
当初的校长是位苏南人，名叫袁某洲，与我们学生自然少有接触，只记得他中等身材，肤色油亮，不苟言笑，一脸威严。后来调到新丰中学任校长。我与他之间，充其量就是各自人生的一个匆匆过客，没有交集，没有牵挂。对他来说，甚至没有印象。没承想九十年代中期的某一天，学生与校长竟意外相逢。
其时他已退休（或是内退），到大丰寻找故旧推介一个直销项目。他自然不认识我，我却一眼就认出了他并自报家门，告知是当年竹港中学的学生，他听后显得十分高兴，连声说了几个“想不到”，并以小徐同学相称。出于礼貌，我没好意思打听其推介成果如何。当时我仍兼着驾驶员一职，奉局座之命送其回去。他家座落在长江南岸一座山清水秀的小城——江阴，虽是一座县城，但因依山傍水，又在经济相对发达的苏南区域，故而风景秀丽，十分繁华。到家后，其和家人热情有加，一定要留饭留宿。盛情难却之下，我在他家吃了午饭，然后挥手作别。
我向袁校长打探李永大老师的情况，这是我毕业几十后第一次听到李老师的消息可却是已经作古，真是令人扼腕叹息。
自从陶老师调走后，李老师就是我们的班主任，直至毕业。在那近两年的时光里，是他陪伴和引领着我们成长。我至今都认为这是一位难得遇到的好老师。好在哪里？师德的高尚和专业功底的深厚扎实。
作为班主任，他对我们总是循循善诱，谆谆教导，从不吹胡子瞪眼，训斥骂人，更绝无体罚等不妥之举，对班级里存在的不好现象或苗头，及时的、耐心地启发教育。虽然也有那种恨铁不成钢的着急和批评，但比较委婉和婉转，慢慢地反复地把话说透说到位，不伤同学们自尊。与某些老师动辄罚站，或站到窗外，或别出心裁地从前向后站成一溜，或由前向后站成一条斜线的做法相比，真是天壤之别！这就是人格、素质和师德的不同。
李老师的教学专业同样勿庸置疑。这有两个方面，一是自己真的懂和精，二是能让学生懂。只有自己懂和精，才能说得明白，讲得透彻。只有懂得教学方法和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才能让学生弄懂和学会。
李老师教过我们的课目有代数、几何和物理。当然这一定是他的专业和强项。但以他的学习精神和接受能力，让他教其它课目，一定也能教好。他在讲授过程中，你是见不到那种哗众取宠、装腔作势和故弄玄虚作派的。可惜我们那时基础太差，钻研精神也还欠缺，所以，很多课程常常是一知半解或弄懂个七八成罢了。
高中期间，对我们来说比较难啃的是物理和化学，这些个东东需要理性思维，逻辑思维，要有一定想像能力并紧密配合实践。可鉴于教学条件，学校没有实验室，没有仪器和实验、体验所需要的最基本的各种器具，全是纸上谈兵，凭大脑想像，这能学好物理和化学吗？当然很难。
可是还有一门让我们更加深感头痛的课目，那就是英语。那个时候，大家的英语基础都不好，首先小学里绝无这一课程，其次初中又处在一个特殊时期，各个学校不同，有的学了，有的没学。学了的也很简单和浮浅，跟不上高中英语课程的步伐。就连那属于国语范畴的汉语拼音都还是徐老师在教学计划之外为我们加补的课，外语对于连24个字母都认不全、读不准的我们来说真是太难了。
刚开始还好，那位邻家大姐般的美丽英语老师从基础教起，先学字母，后学音标，再学单词，配合着学些简单的语法知识，接着再教些简单的句子，这时，大都还跟得上进度。
可到了年的这一学期，也就是高中的最后一学期，却突然加快节奏，加大进度。从一节课讲一段起，快速加码至每节课讲一篇课文，下一节课抽查朗读或背诵。这让我们感到了压力山大，面对一整篇天书般的英文，简直毛孔发紧，头皮发麻。背诵默写是不可能了，但对于朗读我们还是有绝招的，那就是在英文的相对位置用中文注音，其实就是按中文在发音，读的就是中国字。这样朗读出来的英语自然是不标准的，但起码有点象。而一旦离开了这个注音，半句都不会。老师自然也是知道，无可奈何之下，就眼睁眼闭吧。
当年，各学校根据“……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都安排有劳动课。我校的劳动课分为校内和校外。
校内，我班在教室东北侧有一块菜地，开始时是杂草丛生的荒地，师生们携带锄头镰刀和铁锹，铲除杂草，捡去碎瓦砖石，深翻细挖，然后栽上青菜，浇水，施肥……那热火朝天，争先恐后的场面还真感人。功夫不负有心人，长势不错，收获自然也很好。走读生们可是未能享受自己劳动成果的这份红利，但这不重要，当时劳动课的意义一是在于锻炼，二是在于不忘劳动人民本色。
学校西侧约三百米开外有一块不小的地块权属归我校。其中一部分分给了我们班，我班又分成四等份分配到四个小组。每周用一个下午（或者是下午的后段时间，记不太清了）去劳动。说实话，虽然我本身就是农村人，但整天被学习弄得昏头涨脑的，每次去到那块地里劳动时都一种轻松惬意般的享受感。
校外劳动主要是利用忙假统一组织到有关大队和生产队去帮助社员们突击抢收抢种，出发之前，学校或班级要做下乡动员，常常搞得轰轰烈烈。
记得有一年的麦收季节，我们班去的恰好是我家那个生产队。那年头，贫下中农们一年四季都在田间劳作，与外界接触很少，一下子来了四五十个充满青春活力的老师和同学，犹如平地吹来一股清风，让他们感受到了一种明亮的色彩和不一样的风景，也给大妈大婶们留下了好多天的谈资。
学校宣传队也有下乡劳动任务，那次我随同宣传队先后去了北灶和丁东大队。
宣传队负责人开始是冯老师，后来增加了邹老师。
男队员有朱玉富，玉珏，邓徐，杨保华，汪传根，王四以及我本人等等，女队员有朱桂芳，张××，沈吉，李月梅，景红等等。
宣传队在抢收抢种期间会安排送戏下乡，十多人携带锣鼓家伙和乐器分乘两辆手扶拖拉机，热热闹闹、轰轰烈烈地深入到田间地头。
有一次下午三四点出发到新场某生产队，可社员们正在紧张地忙着脱粒麦子，因为要防止下雨，不能担搁。无法停下劳动看演出。带队老师一声令下，我们便加入到社员们队伍中，搬麦把，抱麦秸杆，一直忙到晚七、八点钟才结束。然后就地布置简易舞台，开始演出。演出结束后生产队招待我们吃了应当算是夜餐的晚饭。返回学较后，走读生还要连夜赶回各自家中，虽然很辛苦，但那时年轻，爱好文艺，充满激情，又很喜欢宣传队这个环境，所以，热情很高。
又有一回去大沟大队慰问，演出结束招待夜餐，一份面条，几个小菜，那时各地条件普遍不好，能有这样也就不错了。我们都挺满意和高兴的。特别是几个小菜之中有一大盘雪白的煮熟后剥了壳的鸡蛋让我们满心欢喜，每个鸡蛋一切为二，朝下扣着。一口面条下去后便急急地挟起鸡蛋送往口中，只听得“喀嚓”一声，好家伙，哪是什么鸡蛋，分明是盐水拌的白萝卜，即大丰方言中的“戗（qiāng）萝卜”是也，在昏暗的煤油灯光下没看清楚，只朝着鸡蛋上想了，幸亏年轻牙口好，怪不得挟在筷子上就隐约感到有点不对劲。你说这厨师也真是绝了，干嘛把萝卜摆得那么整齐，还将切面都朝下扣着。你不能切成片、切成条、切成丝、切成滚刀块，或干脆直接用刀拍成碎块吗？是为了好看还是就成心想让人觉得那是鸡蛋？这个事情让我们自己也觉得好笑。
六七十年代，民风淳朴，男女交往比较保守，男女同学之间更是很少讲话。在小学里，男女同桌甚至还会划出“三八”线，相互间不得越线。
我们读高中期间，平均年龄已经在十七岁左右，差不多就是成年人了，可依然互不讲话，当然就是有意愿讲话的也怕别人笑话，谁也不敢开此先河，只有班干部们因工作需要能与异性同学搭上几句。
那时的女生也一个个的十分矜持，有男生在场时基本不可能大声说笑。进出教室通过讲台前时都满脸羞色，低着头急匆匆地一闪而过。
有一年，我在通过黄海公路江界河桥时与一位女同学迎面相遇，相互对望了一眼便迅速转移目光，什么话都没说就各自离去，在今天的年轻人看起来简直是不可思议。
年那次同学聚会后有女生感叹：今天与男同学说的话比读高中几年时间加起来的都要多啊。
比较欣慰的是我们班同学经过各自的奋斗与努力，都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并取得一定成绩。有在教育战线的，有在公安战线的，有在水利战线的；有的进了企业，有的进了机关，有的进了社区，有的自己创业当了老板，有的从事了佛教事业；还有的担任了科局级县处领导职务。当然，也还有未离故土而坚守在农业条线的，这其中有几位还成了威镇一方的领头人。
真不简单也很不容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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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一晃而过，我们也开始进入晚年，但那曾经的青春总是令人难忘，读书时的一些往事就仿佛发生在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