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大队里
文/冯连伟
我爱故乡，就像爱我沉默寡言的父亲；我爱故乡，就像爱我风风火火的母亲。故乡在我的心中就是我身体和灵魂的地脉永远割不断的根。
童年的记忆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故乡尽管贫穷，但没有污染，碧蓝的天空一望无际，天上飘着朵朵白云，宛如大海上飞动着一片片银色的风帆；没有机械没有电，伴着如豆的灯光映着我读书的身影……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还是人民公社化时代，我的故乡称为临沂县汤河公社后坊坞大队，村子的西头就是大队部，大队部的院子里有大队党支部和革委会办公室，有大队卫生室、代销店，有小学教室，我和哥哥的小学教育都是在我们大队的小学教室里完成的。
回忆童年的农村生活，它是爹娘和叔伯婶子大娘手中的铁锨镰刀和肩上的锄头和镢头，是代销店里的大虾酥糖块和卫生室里的紫药水大青叶片，是大队部院子里老槐树上的铁钟响起的上下课的铃声，是暮色里家家户户锅屋顶上炊烟四起爹娘的呼喊和在大街小巷里无忧无虑的追跑……
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的我，刚刚五岁多就让爹娘把我送到了大队的一年级教室里，大夏天我脱下身上唯一遮丑的小短裤塞到娘给我缝的布书包里，被我的启蒙老师哄着从书包里找出短裤又给我穿上。上了一年，因为我们班人太少，又和新一年招的学生一起再读一年级，尽管不能写在我的求学简历上，但我知道我上小学是读了两个一年级。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本着“教育要革命，学制要缩短”的理念，农村小学都是“五年制”，所以我在大队部的小学教室里度过了六年的时光，考坊坞联中的时候是11岁，读了两年初中才有了进城赶考一说。
上小学的时候，我经历了4位老师，其中有一位老师已经作古。至今让我心中抱歉的是担任我三四年级的老师，他是我本门大姑家的儿子，我称呼他大哥，我记得大概是三年级的时候，他在课堂上把谆谆教导的谆谆两个字读成了“哼哼”，因为头天晚上我的一母同胞的大哥刚教过我，所以当我大姑家的大哥领着我们读“哼哼教导”时，不知天高地厚的我站起来打断了他，我说：“这不念‘哼哼教导’，而是念‘谆谆教导’”，同时，我又走上讲台给这两个字在黑板上注上了拼音。当时我大姑家的大哥脸红得像打了鸡血一样，这堂课也就变成自习课了。现在大姑家的大哥和我成了前后邻居，每到我周末回家的时候，他只要看到我总是一口一个“三弟”地喊着，极力邀请我去他家吃饭。一直没有给大哥当面道过歉，现在写出来，如果大哥读到了这篇文章，我想他也释然了，毕竟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
大队部的院子里有一间屋是大队里办的代销店，对儿时的我充满了诱惑，至今让我回忆起来似乎还在口中含着又香又酥的大虾酥和又甜又软的高粱饴。
我上小学的时候，那时的农村还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农民的主粮主要是地瓜、玉米、小麦、水稻等，但小麦和水稻算细粮，主要是用于交公粮。当时化肥和农药都极为缺乏，因此庄稼的产量都不是很高，每到麦收和秋收之前，上级都会来人“估产”，根据“估产”的产量确定上交公粮的数量。大队党支部和革委会往往都要上报粮食产量头一年“过黄河”，今年就要“过长江”，因此交公粮的数量都超过了农民所能承受的极限，分到家的细粮寥寥无几，很多人家分的粮食过完年后就吃光了。我从小就听母亲说：“年好过，春难熬。”没有粮食，就挖野菜艰难度日，年景最难的春天，吃树皮的日子也有，饿得多数人腿水肿也有，饿得实在过不下去了，往往也有一些乡亲痛下决心抛下几间老屋去闯关东保命去。
家里无钱，小孩的嘴又特别馋，坐在教室里似乎都能闻到代销店里散发出的甜味。那时一个鸡蛋到代销店里卖5分钱，正好买一张一开的白纸，剪好后钉一个本子，每次拿着鸡蛋到代销店的时候，总盼望着代销员说：“这回这个鸡蛋大，除了一张白纸，还能多买一块糖块，是要大虾酥还是高粱饴？”可惜这样幸运的机会太少了，绝大多数时候手里攥着一个鸡蛋进去拿着一张白纸出来。但我还是有机会吃上糖块的，一是用大哥刷牙的牙膏皮，可以换一块糖块，二是夏季天气最热的时候往代销店里卖槐米，卖的钱可以买好多糖块。那时大哥刷牙的牙膏是水果味的，买一支牙膏两毛多钱，而且我们都不刷牙，所以大哥专用的这支牙膏用得特别慢，我每天都要拿到手上掂量一下，估算一下大哥用完这支牙膏的时间，因为大哥只有用完了，我才能拿着牙膏皮去换一块糖吃。有一次我为了加快使用牙膏的速度，我也用大哥的牙刷照着大哥的样子刷了一次牙，这一刷可是感觉嘴里清爽多了，哈哈，原来刷牙的好处这么多啊，于是我也偷偷地刷起牙来，这样一来，不仅加快了我用牙膏皮去换大虾酥的速度，关键是我在同学们跟前似乎挺直了腰杆，因为在当时的农村，老百姓的心中只有有文化的人才刷牙，而我应该是全班同学中刷牙的第一人吧。
槐米具有润肠通便、止血凉血的功效。槐米成熟的时候，代销店里也收槐米，而槐米成熟的季节恰恰是天气最炎热的时候，二哥领着我挎着提篮，他的手里拿着杆子，杆子头上绑着镰刀，满街满巷里转着去采槐米。那时农村的孩子没有什么挣钱的路子，爹娘在自家的院子里是“鸡屁股银行”，打油买盐主要寄希望下蛋的母鸡，而我们则是喂几只兔子每隔一个月可以剪一次兔毛去卖，也可以去割青草帮着爹娘喂只小羊，但比较直接的就是冒着炎热的天气把采来的槐米晒干，卖到代销店里，换来的钱马上就可以购买自己平时无钱买的大虾酥、高粱饴了。
大队部的院子里除了代销店，人来人往的就是卫生室了。医院里的医生都是专家，但往往是眼科专家、外科专家、内科专家、骨科专家等等，总而言之都是某一个方面的专家，而大队卫生室里的赤脚医生在老百姓的心中则是全科专家。我们大队里的赤脚医生按辈分给我叫叔，我按辈分称呼他大侄子，反正从我记事起有个头疼脑热上卫生室看病时，爹娘就让我称呼他大侄子，所以从那时起，无论什么时候，我只要见了他，都先喊一声“大侄子”，他则需要很快地给我互动喊我一声“三叔”。
我对大队赤脚医生还是很有感情的。记得小时候和二姐一起去割青草，那时割满了一提篮青草往回返的时候，都是自己用镰刀把子和提篮的绳系子缠到一起，在二姐的帮助下，把提篮托到后背上，镰刀把子放到肩膀上，背着这一提篮青草一步一步往回走。有一次镰刀把子和提篮上的绳系子脱开了，提篮从我的背上猛地掉到了地下，我则被晃得一下趴到了地上，左手食指正好触到了镰刀刃上，顿时鲜血直流，疼得我大哭大叫，吓得二姐哆哆嗦嗦，背上我就往卫生室跑。到了卫生室，我的大侄子医生先用紫药水抹了抹伤口，大声地说：“筋没伤着，正好碰到了骨头上，不要紧。”接着给我上了些消炎粉，用纱布给我包上，后来解下纱布后，从此我的左手食指留下了相伴一生的刀痕。
让我对赤脚医生难忘的就是在我不到10岁的时候，正是三秋大忙的季节，我得了一次重感冒。以往有个头疼脑热的小毛病上卫生室去拿几个大青叶片或打上几小针，父亲再上洪瑞饭店去买斤热锅饼，母亲给我做顿白米干饭甚至再去割上半斤猪肉，这些“病号饭”吃上，很快就没事了。可那次却是连续几天高烧不退，对爹娘来说，床上躺着他们的宝贝疙瘩，高烧不退，让他们急得心乱如麻，爹愁得坐在门槛上一袋接一袋抽他的旱烟，抽一会烟在院子里转过来转过去；坚强的老娘则开始擦眼抹泪，但我这个大侄子却始终信心坚定，在我高烧不退的第五天开始了我出生以来的第一次“挂吊针”，也就是现在的输液。在当时的农村，如果给哪个病人“挂吊针”，那一定是病得非常重，对赤脚医生来说，这也是最后的“尚方宝剑”了。病人“打吊针”的这一天，都要像对待家里来了重要亲戚一样招待赤脚医生，随着吊针管里的药液流进病人的肌体，一方面治病，另一方面让病人家属充满希望，“吊针一打，百病都治好。”我记得那次整整给我打了七八天，终于让我退了烧，并逐步康复，所以我对大队里设卫生室是怀有深厚感情的，对我这个当赤脚医生的大侄子也是念念不忘。
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大队改为了村，大队办的代销店、卫生室和学校都已成为历史。当年的茅草屋找不到了，满眼都是瓦屋和楼房；当年的大队部旧址上已建起了民宅，现在的孩子们上学要去十里外的镇中心小学；医院，即使头疼脑热也是先把吊针挂上；现在的孩子已经不稀罕大虾酥和高粱饴了，商场里超市里有的是品种繁多的食品，单是糖块的品种也有一二十种吧。
如今，依然怀念大队部，怀念大队部院子里的一切，寻找那些曾经在我成长岁月里温暖我心房的旧时光：在炎热夏天的午后，在和煦春日的黄昏，在掰玉米棒子的秋天的清晨，在堆雪人的冬日的夜晚。
魂牵梦绕的故乡，无论离开多久，总走不出旧时光的影子，梦里常常口中吃着大虾酥，耳边响起挂在老槐树上的那铁钟的铃声……
冯连伟，山东临沂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自然资源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散文学会副会长、山东自然资源作家协会副秘书长。作品散见于《阅读》《散文海外版》《散文百家》《绿洲》《中国报告文学》《当代散文》《山东文学》《时代文学》等杂志；有作品选入各年度散文选本，曾获山东作协颁发的《时代文学》年度散文奖、《齐鲁作品年展》最佳作品奖、全国散文大赛等若干奖项；著有《静水深流》《真水无香》《似水流年》《掬水留香》《水，在说》等散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