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薛晋文
印象中，我没有上过真正的幼儿园，上世纪70年代末的晋西北吕梁山村里也没有幼儿园可上，升入一年级前需要在小学的识字班打基础，大概就是今天的学前班。在识字班同样能学到不少东西，许多有趣的启蒙知识令人难忘，一些基本的拼音字母常常被老师编成顺口溜，现在我还能随口背诵两句，比如，“ɑ像个小姑娘，辫子朝后扬”“jqx三兄弟，见了ü眼就挖去”。为了让学生快速记住阿拉伯数字，老师领着我们摇头晃脑地反复朗读“木棍1，鸭子2，耳朵3”，充满童真童趣。
我的小学曾是一座小庙，屋檐下是麻雀和其他一些小鸟的家。上课时它们经常扑腾起来，进进出出自由自在地玩耍，按捺不住的同学会跳起来去抓麻雀，教室里顿时乱作一团，有时动静太大，墙壁上的尘土都震落下来，于是将书本抖一抖，呼吸着泥土味和书香味混杂的空气继续上课。
那时，教室里没有像模像样的桌椅板凳，村口的老树砍倒后，木匠们用大锯锯开，取中间最平整的板材，老师搬来红砖垒成小砖垛，将板材横在上面，于是大通铺式的课桌就安装好了。桌子有了，但是小板凳没有，需要自己从家里带。下课时，顽皮的同学将小板凳翻过来当马骑，一路横冲直撞，好不热闹。为了防止小板凳丢失，常常是早晨带来，晚上带走，有的家长不放心，怕半路丢了，索性拿绳子将小板凳拴在孩子腰间，走起路来就像拨浪鼓一样左右晃荡，成为蜿蜒山路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冬天里，同学们要轮流值日看好用来取暖的碳炉子，有时候隔夜起来炉火灭了，要自带玉米芯和柴禾再次点上。遇到柴禾难着的时候，老师和我们轮流用嘴冲着炉口猛吹，浓烈刺鼻的烟扑面而来，眼泪和清鼻涕会扑簌簌地流下来。烟火的气息在教室上空缭绕着，弥漫着，许久才随风散去。
那时候家里实在是穷，买不起书包，娘就用粗布和针线自己缝一个，不大不小挎在身上正合适。每当有了新书包，就想四处炫耀一番，神气十足地走在乡间小路上，觉得自己是个文化人。到了高年级，需要更多的文具。买不起像样的铅笔，我就捡同学扔了的铅笔头凑合着写。爹从乡供销社买来一大张白纸剪裁成算术本，本用完了，索性拿石笔在石板上写写画画，石笔用完了，就随便捡起一根树枝在地上划拉。我曾找来牛皮纸或香烟盒，拆了在背面书写。在乌黑的牛皮纸上写的字很难辨认，有一次老师为此生气了，把娘叫来批评了半天，娘转身离去时的那一抹眼泪让我久久难忘。
六一儿童节到来时是最快乐的，鲜艳的红领巾早早地戴在了胸前，乡村小学热闹得就像过年一样，老师借来了秧歌队的锣鼓，一边教我们，一边给村民表演，滚铁环、踢毽子、猜谜语、丢手绢等趣味活动能让我们开心好几天。当然，少不了简单而隆重的表彰会。作为“三好”学生得到的铅笔、橡皮和文具盒，我一直舍不得用。崭新的奖状领回来总要高兴好几天，就像过年贴画一样，要贴在窑洞里最醒目的位置。
村里小学有一片自留地，老师常带着我们下地劳动。春天，我们一起将地里的玉米或高粱茬子整理干净，将农家肥均匀撒开，学着大人的样子将种子埋入土中，似乎满眼都是收获的景象。夏天，校门口的庄稼长势喜人，走过路过总要回头看几眼，就像惦记自己的亲人一样，人和土地的感情就这样在我们心里扎了根。秋天，和老师们一起掰玉米、刨土豆。点燃一堆柴火烤土豆，新鲜的土豆冒着热气，带着泥土的芬芳，让人百吃不腻。
在贫困年代，老师和桌椅板凳一样稀缺。记忆中，我的小学许久没有派来科班出身的公办教师，民办教师不太稳定，遇到家里有生老病死的大事，可能早上还在上课，第二天就不来了，换老师是常有的事。但我们的老师都很敬业、负责，手把手地纠正我们握笔和坐立的姿势，板书一笔一画写得工工整整。遇到实在捣蛋的学生，老师晚上会跑到他家去叮嘱半天，费心劳神的样子一点都不输亲爹亲妈。
小学快毕业时，村里在东川河两岸建了一座石拱桥，语文老师给我们布置了命题作文。老师夸我作文写得不错，拿着作文本给大家又是读又是看，激动得像个孩子。在老师眼里，学生的进步比自家粮食丰收了还要高兴，当时我理解不了老师的心情，斗转星移，没想到长到后我就成了她。参加工作走上讲台，看到学生的进步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激动，慢慢明白了老师对学生的那份深情。现在我勉强能写点东西，和老师当年的鼓励和付出分不开。
再后来，语文老师突然说要走，临别前，她把我们一个一个地抱在怀里舍不得离开，眼里噙着泪水说不出话来，那一天我们都哭了，闻讯赶来的爹娘们也哭了。听说老师嫁到了邻近的县里，之后就断了联系，再也没有见到她。
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从未忘记那所小学，从未忘记那些老师。
《光明日报》（年04月22日15版）
（责任编辑：景远）